我是1997年7月从瑞典留学回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的，到2017年3月退休，在文学所工作了整整二十年。在这个集体中，经历了很多的事，结识了很多朋友，面临过很多的挑战，更有很多的收获。一个单位，具有自身的文化，个人往往是与这种单位文化共同成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所这个集体对我的学术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人生的阶段上讲，从1977年参加高考上大学，到1997年学成回国，是我辗转求学的二十年，从1997到2017这二十年，则是我在学术上发力，工作上做成一些事的阶段。现在，我已经退休六年，回顾过去，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我于1996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美学专业的博士学位。那时，中国人在国外读书的不多，去瑞典留学的就更少。在我完成答辩后的庆祝会上，参加答辩的瑞典汉学家罗多弼说：这是瑞典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页，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瑞典被授予了博士学位。乌普萨拉大学是一所古老的大学，1473年建校，是整个北欧五国所建立的第一所大学。建校时还没有宗教改革，瑞典还处在中世纪，信天主教，哥伦布还没有发现美洲。这所学校在欧洲是一所名校，出了不少科学史和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我回国的那些年，中国的教育界和科研学术界更看重美国的名校，在人们的心目中，总觉得欧洲的学位差了一截。尽管在国外，特别是人文学科，是美国深受欧洲的影响。

由于人们的这种崇美轻欧的现象，又由于当时的文学所刚刚经历了一件事，因此我一来报到，就感到一种压力。文学所此前曾引进过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博士生。院里和所里都很重用他，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对他的特殊待遇。可他来了一段时间却又突然离开，回美国去了。一时间人们对此事议论纷纷。在那个年代，从国外引进一个人，要经过复杂的报批手续，克服很多困难。终于办成引进了，还任命他担任了重要职务，全所瞩目，全院关注。这时却突然离开，自然反响强烈。在那个时代，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引进了女婿，气跑了儿子。这是说，对引进来的人太关注了，使单位原有的人员受到打击。如果这个女婿再跑了，就会人心浮动，领导也要吸取教训。

我正是在这个时间到文学所的，人们自然而然会将对那位刚离开的留美博士生的感觉投射到我身上，这也使我时时感到一种被观望的目光。在国外有八年之久，刚回国时我自己一开始也对国内的环境，办事方式不太适应。当时，文学所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包括人事处长郭一涛、科研处长严平和负责外事的科研干事郝敏，以及办公室的一些工作人员，对我都很关心，帮助我解决了不少具体的问题。

进入文学所，分配我在理论室工作。当时理论室的小环境特别好，杜书瀛和钱竞任正副主任，思想开明，在学术上持兼收并蓄的态度；钱中文任《文学评论》主编，许明任副主编，他们也经常参加理论室的活动。记得那时理论室人很多，老一辈的王春元、杨汉池、张国民、李传龙、李大鹏、栾勋、汤学智等许多人，有的还没有退休，有的刚退休不久，还常到理论室来。与我同辈的学者有孟繁华、靳大成、王绯、罗筠筠、党圣元、彭亚非、金惠敏，还有一位年轻的学美术出身的冷林，是一个热闹、欢快，其乐融融的集体。这样的氛围逐渐缓解了我刚入文学所时的不适感。

当时还有一些烦恼。有些烦恼是很具体的，要逐一奔走解决。例如，工作关系从天津转过来，先是天津的学校不同意，后来同意了被莫名其妙地罚款几万元。孩子上学是就近入学却要交择校费，又是几万元。妻子的工作，安排好了用人单位又突然变卦，一时还落实不了工作单位。如此等等，其中任何一件都让人焦虑不安。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所也尽其所能地帮助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

在刚回国的几年中，许多朋友见到我，都曾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回国？对这个问题，一两句话很难回答，但文学所的科研环境，国内的学术需要，我后来在学术上的发展，都能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