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这个盛会上，我想讲三点：

一谢这套书的所有参编者。谢谢各位认真研究，认真写作，经过大约七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这部历史。这是一个系统的工作，在写作过程中，我多次以各种形式与各位交流。我们在北京我家附近的一个饭店几次开会，每次开会都是一整天，在饭店吃两顿饭，还省下了租会场的费用，解决了很多写作中的细节问题。我也分别参加了几个子课题的开题。记得有一次，我从广州乘火车在湘潭停留，参加第二卷的开题会，现场解决写作中的实际问题，开了一整天的会，会后继续乘火车回北京。课题组全体成员还曾在扬州召开两天的会议，专门针对已经写出的初稿的修改。其他各种交流不计其数。包括有一位参编者是日本华人学者，我趁访问日本之机，还与她谈了她那一部分如何写作和修改的事。放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书，是各位辛勤劳动的结晶。在此，我再次表示对来参加今天的会议的各位，以及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参加会议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在此过程中，有时也出现急躁情绪，有时说话比较重，如有感到伤害的，在此也向各位表示道歉。这套书直到今天才完整地呈现在各位面前，其间经历了各种波折，也在此感谢各位耐心等待。

二谢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特别是章俊弟先生。

大约在2011年，俊弟兄给我打电话，问我有什么写作计划，他们要报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我当时就报了这套书。在俊弟兄的催促下，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写出了这套四卷的书的初步提纲和内容简介。过了几个月，俊弟兄告诉，我的出版计划得到了批准，这才我吓了一跳。原本只是一件纸上谈兵的事，真的要做，我还是感到有一些压力。那怎么办？怎样组织团队？这都是要考虑的事。想来想去，还是申请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吧。当时在社科院工作，对这种国家重大项目的难度和重要性没有感觉。只是觉得，要做这件事，就必须报项目。

2012年，我报上这个选题，幸运的是，选题能顺利通过。下一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递上了申请书。到了快评审时，才知道当时申请这个国家项目如何难。全国美学界一共有七组人申请，算上全部参与者，大概有超过百人了。一个项目，一下子搅动了全国的美学界。经过初审、答辩，最终这个题目终于顺利获批。与我同时竞争的一些学界朋友的课题，也做得很好，各有特色。听说作为对他们的申请书的肯定，国社办当年也给其中的两组申请者各给一个重点项目。

这个课题2016年完成结项，随即就进入到出版社过程中。江苏凤凰出版社用这部书稿申请并获批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于是，这个课题又获得一个出版方面的重大项目。

在此后的编辑中，感谢各位编辑辛勤劳动，不断打磨，终于使这套书以现在这个面貌呈现给各位。

三谢深圳大学，特别是社会科学部。尽管这个项目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申请到的课题，并在社科院完成了结项，但在工作的后期，特别是等待出版的时间里，我已经到深圳大学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得到深圳大学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肯定。

四谢胡经之老师和各位朋友参会。刚才，我们听了胡老师热情洋溢的讲话，使我深受感动，也倍感鼓舞。同时，我也感谢各位不辞劳苦从远方赶来，感谢各位能到会上发言。希望多提批评意见，书出版了，工作并没有完。以后书还会再版。希望各位的意见能使我们在以后该书再版时，得到修改和补充。

刚才我说到，是在俊弟兄的约稿、催促下完成的，这是外因。哲学教科书上说，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应该说，这件事我本来也很想做。理由如下：

首先，长期以来，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受学界重视。中国的美学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三大块，即西方的古典美学，西方的当代美学，还有中国的古典美学。学界普遍认为，这三大块才是学问。

国外对中国美学也是这么看。他们只看重中国古典美学，认为所谓的中国美学，就是指中国古典美学，20世纪中国美学，在他们的视野中是不存在的。我在序言中讲了一个故事，波兰学者克里斯蒂娜给我写信，发来一个目录，征求我对她准备编的中国美学资料集的意见。我看了她发来的提纲，还是从先秦到晚清。我回信说，20世纪中国美学还是值得选的。她没有回信，后来听说，书出来了，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不采纳的原因，就在于，她实际上是根据现有的英文的中国美学资料集选译成波兰语的。她团队中也没有懂中文的美学研究者。因此，她不是不做，是做不到。

在中国，研究20世纪美学史的人也很少。这方面的研究面临一些障碍。具体说来，这些障碍在于：

一、当代中国的研究，常常不被一些人当成学问。在西方，很长的一段时间时，研究古代中国的是一批汉学家，研究现代中国的只是一些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只抓一些现象和事件，不从事深入研究。这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殖民地现象。西方人对埃及、波斯、印度，也是这样看的，只有古代，没有现代。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界也是如此。研究古代的、外国的学术需要克服一些语言关，因此得到肯定，研究现代中国，尽管需要理论的把握，时代背景的了解，身在其中时视野被遮蔽，也很不容易，但却不受重视，认为那不是学问。

二、当代中国美学中，有很多争议。历史与现实，与当下的理论，又是联系在一起。在研究时，有着很多争议，例如，怎样看待作为美学家的梁启超，有人认为，梁启超讲经学，从事政治评论，也研究文学，但如何看待他的美学贡献，学界有争议。再如，30年代的左翼文论在美学上的意义，当时的学界关注更多的从王国维到朱光潜，而对从鲁迅到瞿秋白、周扬的美学思想，关注反而不多。还有，上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在美学上是否有价值，直到现在仍有许多争议，认为那只是“大批判”。最后，改革开放时期引进了大批外来的美学，这对中国美学的建构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都深感到，现当代的学问，是很难的学问，要处理的材料多，问题也多。这与古代的学问比较成熟，材料范围也早已限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做现当代的美学也是如此。

三、做现当代美学研究，还有一个特别困难之处。上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形成了各种美学上的派别。此后这些派别各自发展，又在80年代以后形成了新的派别。这些派别后来在中国各地的高校，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如何能公允地看待历史，克服学术上的本位主义，回到历史语境之中，给当时的各家各派以恰当的位置和客观的评价，这很难做到。对此，我们也是尽力去做。我在组织写作的过程中，对课题组的各位反复讲，不要穿越到历史中，认定自己是哪一派的传人，再对历史作唯我独尊的，扭曲的评价。我们要做的事是，从后来人的立场，站在学术发展后来所取得的高度来看待这段历史。不是再去争哪一派的是与非，而是让历史的回归历史，牢记“客观”、“公允”四个字，从而充分肯定这一段历史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