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破圈的“心理预期”
文学破圈是近年来大家讨论比较多的热门话题。这个“圈”真的存在吗？如何破？与新媒体跨界融合是不是破圈的唯一方向？诸如此类的分析，都是这个话题的衍生子话题。在热闹的讨论背后，也有人质疑，它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在这里，我想暂且悬置对其合法性的辨析，而试图探讨其背后暗含的心理预期以及这一称谓对文学的暧昧指认。
从心理预期上看，破圈首先是一种不甘，不甘心那些创作者苦心孤诣写出来的作品在读者那里溅不起半点浪花，其中隐藏着对所谓文学黄金年代的缅怀，固然还有大众娱乐时代、短视频时代、网络文学时代，对传统文学影响力衰落的担忧。这激发了文学的免疫机制——新的时代、新的挑战、新的替代品，让文学这个古老的艺术门类不得不寻求突围。这种危机感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所谓“对文学的暧昧指认”，是说“文学破圈”里的“文学”，是个被偷换的概念，它从来不是文学的全部，而是其中的某一类——严肃文学。因为从宏观角度看，如果有一个泛化的、总体性的“文学”存在，那么它并没有消亡，而是戴上了“文学性”这个面具，幽灵般游荡在当下的影视、戏剧、广播剧、动漫、广告、综艺节目中，我们依然常常能从中辨认出文学的影子。比如这几年非常火的脱口秀，它是不是一种新的媒介生态下的口头文学？从微观角度看，我想举三个小例子：一是余华的《活着》至今高居各类畅销榜单榜首，有一种说法是它的发行量有2000万；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2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已达4.92亿；三是文学依然是各类IP改编转化的源头，那些火遍千家万户的影视剧、网剧，你能说它跟文学没关系？如果那样的话，小说《狂飙》《遥远的救世主》也不会大卖了。如此看来，我想“文学”并非是个奄奄一息的丐帮帮主，它依然在滋润我们的心灵，陪伴着我们的精神生活。
回到正题，文学破圈，说白了是“严肃文学”或者说“纯文学”对自身陷入内循环魔咒的一次应激反应，折射出从业者对“严肃文学”日益嵌入封闭固化的生产与再生产链条的反抗，他们希望文学能够开疆拓土，打破圈层壁垒，回归大众视野。从尼采的“视角主义”看，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有不同的思路、方法，在这里我仅就创作与评论这“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抛个砖。
文学创作：多些生猛，少些精致
从创作上来讲，今天的文坛，包括青年作家的创作，少了些生猛，多了些精致，尤其缺乏那种生活的粗砺感。这方面，不妨讲些非专业出身作家的例子。塞壬的《无尘车间》、范雨素的《久别重逢》、易小荷的《盐镇》、子禾的《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以及微信公众号“三明治”女性写作者的作品集《最好朝南》，是最近一段时间反响比较好的作品。抛开艺术水准不谈，这类作品受读者追捧，其中一些甚至成为爆款、成功破圈的原因，就在于作者与现实短兵相接的勇气。他们以赤诚之心真切感知生活的疼痛与温度，将身体与灵魂融入现场、融入写作，在敞开自己的同时也打开了世界。《无尘车间》是作家塞壬于2020年至2021年间，走进东莞工厂，前后耗时80余天，深入一线写出的作品。她在电子厂、模具厂、首饰厂里与工人一起生活，记录下普通工人的艰辛与挣扎。《盐镇》是媒体人易小荷重返自己的老家自贡，从家乡的陌生小镇打捞出的女性生活剪影。在那里，她采访了近百位当地居民，从90岁的陈婆婆到50多岁的李素琴，从40岁的黄茜到17岁的黄欣怡，她们的故事中满含命运之感。胡安焉是闯入文坛的一匹黑马，这位“野生作家”用原生态的笔法，以极强的现实冲击力留存一份打工人的生活与心灵档案。他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曾连续7周位列豆瓣热门图书总榜榜首。作者最开始在豆瓣发表了《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成为网络爆款，后来被《南方都市报》、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等转载，扩大了影响力，之后《读库》编辑看到他另一篇讲述送快递工作经历的《派件》，改为《我在北京派快件》发表在《读库》上。今年3月，这两篇文章和其他几篇一同收入了他的非虚构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递》。这里想着重谈谈这本书，因为它给我留下了极深的阅读感受，以至于后来看到快递员的未接电话，我都会愧疚耽误了他们的工作。
《我在北京送快递》中，作者算了一笔账，当时的北京快递员平均月工资7000元，每月工作按26天算，日薪就是270块。刨去卸货、分拣和装车的固定时间成本，剩下每天派件约9小时，那么每小时得产出30元。而一个快件平均赚2元，等于每4分钟就要送出一个快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吃饭或上厕所，都“太奢侈了”。这笔账极富冲击力和现实感地写出了在算法社会里，资本对时间的切割。职业作家当然也这么写过，文学史中不乏“算账”类的桥段，但对快递员这个新兴职业的账怎么算，恐怕多数书斋里的作家是陌生的。当然，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很多，包括作者敏感细腻的内心与机械的工作之间是如何格格不入，在面临同事监守自盗时，“我”内心如何抑制不住地厌恶以致最终辞职，等等。可以说，这是一部阳光与阴影同在、展露生活粗糙质地的作品。胡安焉1999年毕业后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打工，干过漫画编辑、便利店店员、自行车销售、物流拣货员、快递员等工作，20年间，他换了19份工作，没有一份与作家有关，但是他却写出了不一样的作品。他能破圈的原因何在？恰恰在于他从不在“圈”中。
进而想到不久前，评论家、作家房伟在《当下青年写作的“四种症候”及其反思》中表达的担忧。他首先提到的一种症候就是“围栏症”：“就青年创作的队伍建设而言，近些年来，纯文学领域的青年写作，变得日益‘创意写作化’。”他对青年作家培养模式的高校化、精英化进行了反思，认为这种专业化写作让青年作家过早地从广阔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剥离出来，过早地进入了一个文学传帮带的“圈子”。显然，这给文学的未来发展埋下了隐患。另一面，我们也看到一群“野生作家”异军突起，他们或借助于网络自媒体，或借助于文学网站，或借助于网络社交平台，不时给文坛吹来新风。比如借助微信公众号“三明治”的力量，许多自由职业者、品牌策划、银行职员、公益从业者、老师、医生等“素人作者”对写作不再望而却步，有了表达和发表的权利与机会。正如该公众号创始人李梓新援引国外“Life Writing”概念所说，“无论是‘生活写作’还是‘生命写作’，Life Writing最大的意义是在于让生命在文字里面流动起来，所有人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当你阅读到他人的生命文字，TA的一部分生命其实来到你的体内，甚至会超越时间保留下去。”通过以上这些例子，我们的思路也逐渐明晰，从创作上让文学实现破圈自然是一体两面：对那些“野生作家”“素人作者”乃至更广泛的大众，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激活他们对生活的感知、记录的热情、表达的渴望，让更多人有信心和勇气拿起笔，是一种从外向内的“破”；对那些以写作为业或以写作为志向的职业、准职业作家而言，则要从内向外地“破”。大家不能忘记，若没有生活的附丽，“作家”的身份就只是一个名头。莫言早年是军人，余华早年是牙医，毕淑敏早年是军医，刘庆邦早年是矿工，作家自身生活的成色和质地，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的文学成就，当代文学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