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那么多的愿望让人无法释怀
——读吴亚丁《无法抵达》
高俊凯
近几年，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愈发成为文艺创作的热点。比如近期热映的电影《出走的决心》《好东西》等，它们均以女性作为主人公，描绘女性在当下社会所面临的生活矛盾与精神困境。同时，这些作品均在女主人公周围设立了反派的男性形象，比如《出走的决心》中的丈夫孙大勇，对妻子毫无关心并充满语言的暴力，将妻子视为家庭的免费劳力；《好东西》中的小马、小胡、前夫等男性形象，同样暴露着性格的弱点如自私、自恋、缺乏责任感等。在讲述当下女性遭受痛苦的过程中，男性是叙事者最直接、最简单的利用工具。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冲突，或者说男性对女性有形或无形的压迫成为这些电影叙事的惯用结构。这样的叙事结构和主题表述迎合了当下的市场需求，这两部电影作品在豆瓣等社群媒体收获了广泛的好评，并获得了较高的票房。但在市场高潮的背后，不禁令人思考对男性弱点的极尽抨击，挑起男女之间的性别对立是否真的能够解决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当下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仅仅是性别问题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仅将女性问题简单地延伸至性别问题，无疑会对女性问题的真实表达有所遮蔽。吴亚丁的小说《无法抵达》同样关注到现代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城市中产女性的精神困境。这部作品并未简单地将女性的精神痛苦与男性相连接，而是将女性问题表述为人的问题，是现代人处在当下社会情境中，都必然面对的问题。也可以说，女性问题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即马克·费舍在《资本主义与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一书中所指出的，现代人“精神上的痛苦也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结构性缺陷有关”。
《无法抵达》讲述了欧冶与周怜幽之间的情感故事，但女主人公周怜幽始终游离在本应该炽烈如火的爱情之外。从两人的相遇到逐渐了解再到分开，周怜幽的情绪起伏寥寥，似乎始终笼罩着阴郁与无聊。她的情绪完全是私人化的，虽不能说与男伴欧冶无关，但影响她情感变化的决定因素仍在于她自身。她处于马克·费舍所谈的“阴郁的快乐”中，即“与其说是在获得快乐上的无能，不如说更多的是在做追求快乐之外的一切事情上的无能。处于这种状况的人会觉得‘缺了什么’——但不理解这个神秘、缺失的乐子只能在快乐原则之外获得”。周怜幽作为财富自由的城市女性不再为物质生活烦恼后，为自己追求快乐成为她的生命大事，与欧冶的交往也是她追求快乐的选择之一。但令她兴奋的只能是追求快乐的过程，而并非快乐本身，所以使她陷入了“缺了什么”，但又不知道到底“缺了什么”的悖论状态中。这种精神状态与当下社会的消费化、资本化紧密相连。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消费化、资本化占据城市文化的关键位置后，在城市叙事比如王朔、卫慧、邱华栋等人的作品中，形成了对城市男女情感关系的主流定型化想象，即欲望泛滥、道德模糊、颓废感伤、情感弱化等。受消费文化影响的主流定型化想象不能涵盖情感关系的全部要素，或者说，在主流定型化想象外，还存在着对消费文化隔膜或反叛的情感关系。《无法抵达》讲述的情感故事展现了城市男女的情感关系不仅受消费文化影响，又在人的主体性生成中对消费文化进行抵牾与抵牾的失败。同时这一故事又揭示了伴随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人的精神孤独愈发严峻的问题。
《无法抵达》的结构设置便凸显了现代人的孤独处境。小说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他的故事”，以欧冶的视角讲述了他与周怜幽相遇后，生活的转变及其往事；下卷“她的故事”，以周怜幽的视角讲述了她与欧冶交往后，逐渐认清欧冶面貌，二人渐趋渐远。上下两卷的结构对立，与作品内容上欧冶与周怜幽的对立相一致，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欧冶与周怜幽的对立主要体现在“灵”与“肉”的冲突上。这里所指的“灵”即抽象的、精神层面的世界；“肉”则是具体的、物质层面的世界。这种冲突在二人深圳漂泊的过程中愈发严峻。两人的成长历程相似：在年少时经历家庭空间的丧失后，逃离到深圳。欧冶的家人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只留自己在人世间孤苦无依。好在他生性莽撞随性，终在深圳扎根落脚。周怜幽同样遭遇了家人的离开，但与欧冶家人的被动离世不同，她的父亲出轨抛妻弃子，母亲无法忍受打击出家云游。同时她又经历了一场凶杀案，外公外婆惨死，自己侥幸存活。二人无父无母的境遇，为他们顺利逃脱传统家庭的约束提供了条件，也使得他们在融入现代城市，成为现代的人的旅途中没有任何家庭顾虑。这样的家庭背景设定显示了作者对城市现代文明的强烈欲求，甚至不惜牺牲可能成为现代人的精神栖息地的传统家庭。
但在来到深圳后，二人的悲喜经历却截然不同，成了深圳移民的两种代表。欧冶、周怜幽与众多“深漂”一样，都曾为生存而在深圳苦苦打拼。周怜幽从事过服务员、保安、前台等各种职业；欧冶也曾倒卖丝袜、香皂，但均以失败告终。欧冶成为记者前，曾断断续续失业一年。但在“经历过生活长期的折磨”后，“现在的他倒并不怎么去思考孤独的问题，他惧怕的是失业。失业了，赚不到钱，就养活不了自己，这会逼迫一个男人爆发出无法掩饰的恐慌”。于欧冶而言，在经历城市新空间的捶打后，情感诉求明显排在物质诉求之后。
在欧冶初来深圳时，曾被一个女孩打动。二人并未真正相处，但女孩的清纯、干净在欧冶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于是欧冶有了青春的第一次心灵悸动，他甚至去东莞各地找寻女孩的踪迹，但在一无所获中留下了情感的遗憾。作者这样描述道：“再后来，他遇到了更多的女人，她们都跟她不一样。再后来，慢慢地他也变了，他不再是初次遇见她时的那个乳臭未干的单纯男生了。”他开始在两性情感关系中尽情游戏，欧冶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经受了城市空间的现实胁迫后，物质压力对其爱情幻想造成了毁灭性冲击，他的情感选择由遵循情感本能的单纯喜欢转变为带有功利性质的抉择。步入了中年的欧冶，需要的是稳定的家庭。他甚至说：“需要的只是一个安分的女人，一个可以让他放心的女人，一个可以让他从此有家的女人，一个不需要他养活的女人。”显然，在作者眼里，欧冶在深圳的成长无疑是失败的，既没有收获物质的财富，也没有得到城市现代精神的馈赠，而是沦为了城市的“多余人”。
与欧冶急切地想要确认情感关系不同，周怜幽面对现实的情感问题，并没有急于随意找人排解。作者认为，是由于她自身的幸运、踏实，使她赚取了一笔丰厚的财富。坚实的物质基础令她能够在深圳的生活从容自在。当然，作者也没有刻意表现周怜幽拥有财富后的傲慢，而是突出了她曾在社会底层打拼，了解打工人身处异乡的艰难。因此，她是一个开明的老板，将员工视为朋友。经常邀请打工妹们来家中聚餐相会等行为，无不显示出她对异乡漂泊者的关爱。
显然，在小说的叙述里，欧冶被描绘为陷于身体欲望难以自拔，而周怜幽则有着更冷静的“灵”的追求。无论物质还是精神，周怜幽都比欧冶更为富有，是“深漂”成功者的代表。在小说里，她是一位具有现代精神的独立女性。她绝不随波逐流，而是勇于面对生活的波涛汹涌，坚守主体个性与选择。其实，深圳人对自我个性的捍卫源于深圳独特的文化性格，恰如评论家于爱成对深圳的判断：“作为一座奇迹一样产生并天天上演奇迹故事的现代都市，其移民性带来全国各区域文化，包括不同地域族群的地方性知识，不同阶层的价值、信仰和生活方式，在此汇集碰撞；其地域性导致政治文化与工商业文化的奇妙融合、香港文化引力和中原文化规训的相消相长；其青春性造成了青年亚文化特有的不安分、敢创造，以及流行、时尚、活力和激情。因此，深圳这座城市就具有了不同于过去城市、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新的质素、新的特征，经由创作主体心灵的感受和投射，赋予了深圳城市文学文本新文化气质和品性。”
只有在开放、多元的城市空间中，人们不同的价值选择和诉求才能得到尊重。
周怜幽是因家庭变故而从故土逃离到深圳的。来到深圳后，生命中的伤痕伴随空间转移和时间流逝隐隐作痛。没有家人陪伴、爱人支持，她倍感孤独。她过往的家庭关系、情感关系都笼罩着一层暗淡的阴影，情感的伤害对她后续的情感选择无疑起到了阻碍的作用；同时，在经历过生活的跌宕起伏终于富足后，她有着高品质的情感需求，对情感的要求更为严格，或者说早已不是年少时那般单纯，不仅需要一个与自己势均力敌的男人，还渴望激情与刺激以缓解物质富足后的精神无聊。总之，亲情和爱情的缺失使她在人生的旅途中展现出逃离的姿态。面对在城市空间内产生的情感、精神的烦闷，逃离再次成为了她解决问题的选择之一。
在逃离中，周怜幽愈发孤寂。她与欧冶一样成为这座城市里的“原子式个人”。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言：“（他们）既没有历史，也没有精神，只是一个充满了物欲和追求的经济理性人。他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而这个外部世界，是一个以利益为轴心的市场世界，缺乏温情，也没有意义。”在快节奏的生存状态中，他们的情感追求也显示出资本时代的追求效率。他们既渴望快速地相遇、接触，然后又急切地分离，而不带有情感的颤动。然而，在短暂的逃离后，他们仍要返回，因为故乡已回不去，城市早已成为他们的扎根处。他们必须面对个体情感和精神栖息地的寻觅的双重困境。
在小说结尾，周怜幽与欧冶分手后终于“痛定思痛。她终于知道，即使欧冶不被报社开除公职，她也无法再与他相处下去了。现在，她再次深切地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终究还是要讲求缘分的。无论是做情人，还是做朋友，都要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她仍坚守着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其实，我不过是想说，像我这样的单身女人，真想要的只是一个家。至少要有家的感觉。”她意识到优渥的物质条件可以提供独立的空间，却无法帮她找回离她而去的家人。她一直试图填满家中空缺的情感空间，心中一直存有阖家团圆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她愿意等待缘分。
无论是周幽怜的事业成功还是欧冶人生的失败，有一种特别的情绪在深圳人的身上都有所体现，那就是孤独。但是，吴亚丁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没有停留在世俗层面的道德审判，而是发现他们作为人所共有的孤独体验和情感诉求。周怜幽曾对欧冶说：“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无法排遣的孤单，这是我们这个城市的一大特点，因为单身的人太多了。”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欧冶，因为他对这份孤独感同身受。他的孤独源于对欲望的迷失，乃至最终失去对真诚情感的感知。周怜幽虽然富有且清醒，但她仍难逃孤独的阴影，不过她在孤独中捍卫了主体的价值。
对城市人的孤独体验的描写、生命价值意义的追问，体现了作者的人文情怀，以及对深圳城市文化的现代性反思。快速发展的城市，一方面科技发达、市场繁荣，现代化的风潮席卷一切；但同时，对现代化的盲目崇拜与追寻，使得传统的伦理价值发生转变，功利主义成为人们的现实选择。因此，利益成为人们交往的纽带，交往中的隔膜难免存在。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我想看看，在一个金钱社会里，高大威猛、所向披靡、‘无所不能’的钱，如何败给渴望，败给想象，败给现实。”显然，吴亚丁在借用了两个城市孤儿失败的情感故事，饱含温情地替他们无法抵达的真情世界，发出了一声同情的感叹。
【作者单位】 深圳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在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