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记忆，也是同时代人的故事

——丞卫长篇小说《浪奔浪流》读札

于爱成

一

《浪奔浪流》故事的发生，上来就是1963年。为什么说是1963年呢？作家丞卫并没有明说。他也没有如同若干经典小说的惯例，上来就明说“这是1963年的5月”，而是开篇第一句话写到：“五月的惠州，迎来了当年的第一场台风”。不仅没有点出这个五月、这场台风是哪一年，而且整部《浪奔浪流》，全书任何一个历史节点，丞卫大都没有注明时间。似乎他就是铆足了劲，有意设了一个个的埋伏，一个个机关，让深圳读者填空（也让深圳外读者更把小说看成是小说而忽略历史事件的对应性）。这是作者的计谋，也是叙事手段，让读者猜谜。但这反而激起我的考据癖，非要来看看丞卫有几把刷子能够经得起细究。

当然，只要认真读一遍，从头读到尾，时间的线索始终是清晰的，而是都有路标。为什么我能判断出来这个故事发生在1963年？可以有几条道路抵达。最远的路，是顺着作者的讲述来找，比如这个五月台风天在姐姐陪护下在惠州医院待产的曾小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家在距离惠州“六七十公里外的宝安县一座偏僻的海岛上”；出月子后，曾小英娘仨从惠州“坐车到惠阳县淡水镇，再想办法赶去澳头码头坐海船回大澳岛”，此时作品交代，这“大澳岛在惠阳地区算是一座较大的半岛，隶属于宝安县”，这句话其实很重要，涉及到深惠两地的历史沿革前世今生。历史上的宝安1956年1月至1959年3月隶属于惠阳专区；1959年3月至1963年7月与惠州市、惠阳县等同属佛山专区；1963年7月恢复惠阳专区后，再次隶属于惠阳专区（1970年10月惠阳专区更名为惠阳地区）直至1979年1979年3月深圳市成立。书中所写，曾小英所在的大澳岛（作为距离惠州六七十公里的半岛，也就自然只能是大鹏半岛了，1952年曾划归惠阳县，1958年又与原属于惠阳县的龙岗五镇划归宝安县管辖），此时隶属宝安县，显然就是1958年后的故事了。这是第一重证据。

从三个儿子的年龄差来看，生下三儿子周全坐月子之时，书中写到曾小英的二儿子周正已经“六岁”，稍后又写到她跟周亚鹏结婚“到现在差不多有九年了，大儿子周成也有八岁多了”。何时结婚、何时生的周成周正，也就成为解开谜底的关键。在作品的倒叙中，写到曾小英16岁时惠阳一中初中毕业时，与同学周亚鹏相约响应中央号召南下海南橡胶种植园垦荒，而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后人可以知道华南垦殖局是1952年从粤东粤中地区的23个县市招聘3万名城镇职工和社会青年志愿参加该项祖国建设的，这样看来此时当是1952年（还有一重证据就是书中写到曾小英毕业前几天，听到学校领导在毕业班动员大会上讲，国家已经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1年提出，1953年开始实行，制定阶段应该是1952年），16岁的曾小英应是1936年出生。1936年出生的曾小英在橡胶农场被招录到招待所做服务员，跟担任割胶突击队的周亚鹏相恋相爱，并暗结珠胎，因周亚鹏父亲突发重病，两人不得不离职还乡照料病人，离开“为之奋斗了三年多的海南岛”。从1952年初中毕业（大概是七八月份）到回乡（“元旦刚过”），这年的“元旦”应是1956年的元旦了，曾小英父母曾宪强和阮爱珍为两个女儿一并“在春节了婚礼”也就是1956年的春节。半年后，周成出生，书中说，“再到了下一个春节，婆婆以过年探亲之名赴港与嫁到香港的女儿团聚，便再也没有返回大澳岛。此时的周成才刚刚半岁。”作者此处提供的周成“半岁”的信息也正是一把钥匙，此时是1957年的春节，周成半岁，周成的出生大概率是1956年年中的样子。以此来合理推算，小两岁的二儿子周正当是1958年生，比周正小6岁的三儿子周全也就应该是1963年生了。这是第二重证据。

当然，还有第三重证据，也即是最短的解谜之路，很简单，既然书中在最后一个章节给周全过40岁生日，而且作者还直接提供了一块亮闪闪的指示牌，在周全跟周正的谈话中，周全说到，“二哥，你还记不记得有个什么呙中校发表了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嘛，后来听说我们深圳的市领导从善如流，听进去了，政策调整了不少，改善了不少”。《深圳，你被谁抛弃》2002年11月16日最早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贴出，2003年初南方都市报重新对该文进行“包装”发表，并引发广泛关注系列讨论。书中两兄弟也是站在2003年的时间点上，谈起来这个话题。这个历史事件就应是2003年。40年前周全出生，自然40年前就是1963年了。

笔者如此不厌其烦找出丞卫先生的三重证据，实在不是主要出于考据的癖好，而是试图考证作者丞卫的历史态度和写作准备，考证他的理性的坚强，以及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他的作品中坚持的力度。显然，作为一部成熟而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丞卫达到了较高的限度，过了我的挑剔和苛求。当然，也不仅仅是我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苛求，而是作为学界越来越形成共识的一种认识，那就是其实我们的多年以来的所谓的种种的每年生产可达到万部的长篇作品，在标榜的现实主义的外壳之下，基本很少能有作品坚持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尺度。

南京大学的现当代文学学科领袖丁帆先生就说：

我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喊叫了几十年的现实主义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烛照下却是一种“伪现实主义”，它与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原理相去甚远。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是以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为蓝本进行分析和哲学性的批判的，而我们却是在一种赞歌或战歌的现实主义的怪圈中彷徨呐喊。而“再现”的功能就是需要作家对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虚伪的现象给予无情的揭露与批判，这本来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基本常识问题，我们却在处处回避之中放弃了这一原则，形成了几十年来恩格斯所说的那种“不充分的现实主义”泛滥。

同样是在丁帆先生这篇名为《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重读<弗·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随想录》的文章中，他还以哈克奈斯笔下的阿瑟·格兰特为例，强调一部伟大的作品对其时代大背景的描写的重要性，“无论是直接的或是曲笔的，抑或是隐晦的表达，都是对作家价值观念的考验和验证”，而“雨果之所以是大师级的作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直接把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植入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才让《悲惨世界》《九三年》《巴黎圣母院》这样充满着人性光辉的作品成为永远照耀人类现实世界的灯塔，以至于让有些人把这些典范的现实主义作品当作浪漫主义的作品来欣赏”。（丁帆：《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重读<弗·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随想录》，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当代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奠基者爱德华·赛义德对如何解读文学文本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关注的重点是地理、背景、环境：“对我来说，文学分析的工作首先是在文学作品中找出那个地理的一些征象……一部长篇小说中不能没有背景，而背景就在那里，是立即可见的。因此，文学作品的分析，就第二个意义来说，就是要阐释那个背景，使那部作品联结上宰制与被宰制的这个更广大的历史经验。”萨义德强调的是，他的解读，首先是要在文学文本与历史经验之间建立起联系，关键在于这种联系是建立在人们对文学的常识性理解之上的。这个常识的形成，既与文学作品展开情节、表达情感所依托的地理环境描写有关，又与历史经验有关。从而，地理、背景或者说环境描写中包含历史的、政治的内涵就构成经典现实主义所说的“典型环境”，然后才有“典型人物”“典型性格”“这一个”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