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绝无仅有的双城关系

深圳和香港的关系，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双城关系。虽然两个城市各有自己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的双城故事，是从1979年开始的。当年4月，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允许广东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设立出口加工区。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设想。中央对此表示支持。关于如何命名这几处实行特殊政策的地方，邓小平一锤定音：“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所以，从陕甘宁的特区，到深圳等经济特区，再到香港特别行政区，一个“特”字，蕴含着一脉相承的理念。在成立经济特区之前，深圳与香港由于政治环境和经济体量悬殊，充其量只算是拥有共同的历史渊源，之后才开始谱写可堪称道的双城故事。这一故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从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这是深圳向香港学习的阶段。深圳成立经济特区，本身就是主动接受香港辐射的体现。当时，整个宝安县才30余万人口，生产方式以农渔业为主，本地生产总值只有2.7亿元人民币。香港已经是一个拥有500多万人口、本地生产总值达288.62亿美元的发达经济体，无论经济发展、城市管理、生活水平，还是流行文化和精神气质，都处于世界前列。著名艺人梅艳芳的形象设计师刘培基，曾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啊，那是一个华丽的年代！连高跟鞋的声音都不一样，那些人一举一动都有派头，那种风范你学不来。但比起财力，更加难以复制的是那种几近天真的乐观底气。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始终指向香港。向香港学习体现在方方面面，香港利用所拥有的欧美市场配额，为深圳带来大量出口订单。制造业大规模内迁，促进了深圳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迅速发展，助推本地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随着产业和资金的引入，技术和管理也联袂而至，重塑了深圳的商业文化和市场经济秩序。与此同时，珠三角高速发展释放出空前强劲的生产力和市场需求，使香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遥想当年那大开大合、大进大出的火热景象，总让人激动不已。

二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阶段。这个阶段从香港回归祖国开始，持续20多年，充分体现了香港与深圳在“一国两制”之下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巨大张力。当其时，香港成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深圳则已跨入GDP千亿元俱乐部行列，具备了一定的体量，而且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形成了很多自己的特色和长项，由此迎来深港双城联动的“兄弟关系”时期。一方面，香港继续在投资兴业、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城市管理等方面发挥着对内地城市的龙头引领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实力迅速上升，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越来越具有辐射力。

三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发展的阶段。以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为标志，深港双城进入共建大湾区的新阶段。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与“一国两制”两大国策的交会互动。深圳和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是大湾区三大极点之一。“香港—深圳—广州”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主轴，对周边城市产生着广泛的辐射作用。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舞台上，深港双城正努力构建一种崭新的关系，像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沙头角深港国际消费合作区等，都是双城联动的成果。在这些合作区内，也会形成适应新型管理体制的社会文化氛围。

四、当奇迹之城遇上东方之珠

湾区，通常处于大江大海的交汇地带，既是经济发展的高地，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60%的社会财富、75%的大都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都集中于此。发展与创新，是湾区的基因。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地理上处于大江大海交汇处，还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两大国策的交汇。处于交汇前沿的深港双城，由此成为大湾区城市群中最重要的发展极。深圳被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并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之所以有这样的定位，首先得益于深圳本身是改革开放缔造出来的一个奇迹城市，但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容忽视，就是它紧靠香港，能与香港形成联动。深圳与香港的联动，不是简单的两个城市之间的合作，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服务和引领整个内地，香港作为资深的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联通全世界。因而，深港双城的合作，关系到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

共建人文湾区，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题中之义。深圳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着重在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人才培养和文化氛围营造上发力。香港要保持并发扬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要密切关注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变化，主动适应，积极对接，在其中寻找到最佳的发展契机。深港双城联动，就文化建设而言，可从这些方面着力：

一是岭南文化。岭南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有着独特的保存和反哺作用。这种作用首先源于南宋覆亡后，中原士人衣冠南渡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其次是岭南人大量下南洋、出海外，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华商群体和华人社会，广泛传播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大潮起珠江，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二是海洋文化。在传统思维里，中国是典型的大陆国家。其实，中华文化的海洋基因同样悠远而强大，从秦始皇遣徐福东渡，到汉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再到明朝郑和下西洋，古代中国的海洋技术和海洋开发长期居于世界前列。近代以来，东南沿海成为中国与西方列强博弈的要冲，留下了许多沉痛的记忆。今天，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深港海洋合作更具有现实意义。当我们站在一幅竖版中国地图前，深圳和香港不再是南国边陲，而是中华海洋大国的地理中心。

三是移民文化。深圳和香港都是典型的移民城市。香港几乎没有原住民，所谓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不过是前一代或前几代移民的后裔。深圳更是在短短40多年里移民近2000万，创下了人类移民史上的奇迹。凡移民，通常都是富于创新意识、冒险意识的群体，敢为天下先是他们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四是特区文化。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深圳是经济特区，一般都称为特区。所谓特区，就是要特别，要创新。俗话说得好，特区是不可以界定的，当它可以界定的时候，就不再是特区了。特区固然要善于学习外面的成功经验，更要创造新的经验让别人学习。

此外，还有求大同、存大异的“一国两制”文化以及源远流长的商业文化，都是深港文化赖以生长的沃土，有着大可挖掘的潜力。

我来深圳不过三年时间，明显感受到一种文化即将爆发的势头。深圳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硬件投入不断加大，图书馆、美术馆、音乐厅、影剧院越来越多，街头、公园充满了各种雕塑作品。软件建设也不遑让，市民学习氛围浓厚，“深圳读书月”闻名海内外。再加上经济发展好，有创新意识，也不排外，全国各地文化人陆续往深圳集聚。这有点像当年的香港，正因为大批文化人的到来，几十年时间就发展成为文化星光灿烂之地。照这样的势头，深圳文化繁荣指日可待，深港文化必定会成为中国文化版图中的一抹亮色。

2022年深圳读书月期间，我应主办方邀请，主持了一场“当奇迹之城遇上东方之珠：深圳·香港的文化对视”活动。对谈嘉宾有香港学者薛凤旋先生，深圳学者南兆旭先生、严莹女士，他们分别从深港两地的历史、地理、生物角度做了精彩分享。我当时就深深感受到深港文化独具特色的丰厚内涵，感受到双城文化融合发展的巨大潜力。联想到深港两地的历史渊源和地理形势，即兴创作了一副对联寄意：新安一脉五百年多少桑田沧海，深港双城三千里无非天道人心。

中国地域文化有三大显学：一是敦煌学，展示大漠孤烟的边塞文化；二是西藏学，呈现冰山雪域的高原意象；三是徽州学，描摹如梦似幻的江南烟雨、小桥流水。这些都是构成中国文化版图的重要元素，但里面还缺一块：浩瀚的海洋。随着深港文化的交融发展，会不会形成一个以海洋文化为核心内涵的新学派？这个学派拥有共同母体新安县，可以称之为“新安学”。如果考虑到徽州在历史上也一度叫新安，为了避免混淆，并突出新学派的海洋元素，也可称之为“屯门学”。文化因需要而生，新安县作为屯门镇的继承者，留下经略海洋的丰厚遗产，香港是海洋贸易时代的产物，深圳正努力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无不是对海洋文化的深切呼唤。

讲好新时代大湾区故事，是深圳和香港文化建设的共同责任。香港文化有自己的特色，关注细节把握和氛围营造，擅长对人物个性的挖掘和刻画，而深圳以及整个内地的文化都比较注重宏观叙事，更倾向于与时代同频共振。深港双方如果能够把各自特色发挥出来，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将成为推动中国文化发展不可取代的一支力量。 

【作者单位】 深圳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