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7000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深圳地界生活。先民文化遗存被越来越多地发掘出来，推断年代也越来越久远。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在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谪徙中原50万人开发岭南。那时的深圳，属于南海郡，后来属于赵佗南越国地盘。秦文化、中原文化，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深刻地影响深圳了。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正式归汉，深圳属于交州（交州管辖广东、广西、越南大部）南海郡。西汉盐铁专营，深圳南头设有中央政府盐务机关——“东官场”，为番禺盐官的驻地，而番禺盐官，则是全国二十八处盐官之一。到三国时期，这里是吴国的司盐都尉垒，说明盐业是早期深圳重要的支柱产业。而盐业是需要大量人工的，此时的深圳人口应该是有了一定规模了。

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设立东官郡和宝安县，深圳南头成为东官郡的郡治和宝安县的县治所在地，也就是说，具有郡政府和县政府的双重身份。这应该是深圳本土正式成为城市的开始。对标上海，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才在上海设立华亭县，上海作为相对独立的县级行政区，比深圳的宝安县晚了420年。

在北方经历长期动乱，特别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之后，大量北方士族和黎民百姓逃到东南沿海，宝安县的设立就是在这一时期。这个时期史称第一次“衣冠南渡”。黄舒，字展公，东晋著名的孝子，就是在这个时期随其父自江夏（湖北武汉）迁居宝安县。黄舒在其父母去世后总共守孝六年，成为堪比曾参的孝子典范，并被后人载入史册。黄姓，也成为有史记载的最早迁入深圳的姓氏。

唐宋时期，青藏高原的吐蕃崛起，经常骚扰中原和西域地区的联系，西汉以来的陆上丝绸之路时有不通，对外交通开始依赖海路。当时的广州，是全世界最大的海上贸易枢纽，航海贸易非常繁荣。每年夏季，商舶乘东南季风载货进入广州，满载香料、象牙、犀角和珠宝，季风转向后再运走瓷器、茶叶、铁器和丝绸等。深圳正好处在珠江口东岸，是进出广州的贸易通道的咽喉，军事海防地位陡升。公元736年，开元24年，唐玄宗在宝安县新置屯门镇，领兵二千人，以防海口。屯门是现在深圳南头东延至大鹏湾的成片海岛，有天然的避风港，是波斯、天竺、南洋诸岛商船通往广州的必经之路。屯门镇的指挥部，就设在南头。那时的屯门很有名，韩愈在《赠别元十八协律》里写道：“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浪没。”刘禹锡在《踏潮歌》里写道：“屯门积日无回飙，沧波不归成踏潮。”足见屯门的险要已经声名远扬了。

海路打开的同时，唐朝名相张九龄又为岭南开辟了“梅岭古道”。秦汉以来，中原与岭南的交通主要是湘桂水道。张九龄上书朝廷在家乡韶关附近修通联系江西赣江和广东北江的“大庾岭路”，这条路从中原抵达广州更为便利。唐朝末年，中原战乱，大批北方难民就是从这条路翻越梅岭，到达南雄珠玑巷，进而南迁珠三角，成为广府人的新成员。张九龄的后人也在深圳开枝散叶，深圳罗湖张氏、坂田张氏据说都属于张九龄家族后裔。罗湖水贝村、湖贝村、向西村、黄贝岭村都是张氏族裔开创的，深圳墟、东门老街也都与他们家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宋元时期，中原移民进一步南迁，客家人大量迁徙至粤东兴梅地区。学者考证，早在宋元之间和明代，便有客家先民迁入今深圳地区。如南宋末年江西吉安人（今客家地区）文天祥抗元遇难后，其弟文天璧、从弟文天瑞率众族人退居深圳松岗、福永一带，其后人再迁香港新界太坑及新田两地。不过，明代以前迁入深圳、香港地区的客家先民，大部分都广府化了，讲白话而不讲客家话。

明末清初，清廷为了清剿东南沿海反清复明的武装力量，先是坚壁清野，大量内迁沿海居民，谓之“迁海”，深圳地区的当地居民绝大部分因此迁出深圳，说是“十室九空”也不为过。待到海上战事平息，清康熙八年，1669年，开始允许原沿海居民迁回原地，谓之“复界”或“展界”，但是应者寥寥。雍正五年，1727年，署理两广总督何克敏上书朝廷，推行招徕人民、开垦荒地的奖励措施。各地农民，特别是客家人，便从潮州、梅州乃至江西、福建等地举家迁来。至清嘉庆年间（公元1818年统计），新安县人口超过20万，村庄增至865个，其中专为客家人设置的“客籍”村达345个。而原属归善县的今深圳龙岗地区，则几乎全部是“客籍”村。招垦政策吸引的客家移民，形成了深圳古代历史上最大移民潮。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在今深圳境内设立了东莞守御千户所及大鹏守御千户所。明万历元年，1573年，明朝廷扩建东莞守御千户基地，建立新安县，并建县治于南头，辖地包括现今的深圳市及香港区域。经济以盐、茶叶、香料和稻米为主。有600多年历史的南头古城，晚清以前曾是深港地区的政治中心。但是，鸦片战争以后，深圳墟成为香港和广州之间更加便利的连接点。特别是1911年，广九铁路开通以后，深圳墟成为广九铁路上最繁忙的站点，繁荣程度渐渐超过南头古城，一度称为“东方的蒙地卡罗”。民国二十年，1931年，设深圳镇。1953年，宝安县人民政府正式从南头迁往深圳镇（深圳墟）。1979年，宝安县改市，考虑到香港人对深圳这个名字更熟悉，为便于对港招商，就不叫宝安市，而叫深圳市。1980年8月26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在深圳市境内划出327．5平方公里（补更调查数据为395．992平方公里）地域设置经济特区。

1979年，深圳建市之初，户籍数是7.62万户，户籍人口31.26万人，常住人口31.41万人，深圳市区（或宝安县城）人口2万多人。

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获批。深圳经济特区虽然只有327.5平方公里，仅占深圳市总面积1997.5平方公里的六分之一，但是深圳经济特区却是当时中国四个经济特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其余三个经济特区的面积加起来不到深圳经济特区面积的零头。当年就曾有人统计过：深圳经济特区的面积，比同时期全世界的经济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面积是蛇口工业区的150多倍。要开发这么大的经济特区，从哪里筹到足够多的钱？从哪里招徕足够多的人？

1981年2月，原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卸任，广东省委经过多方调查讨论，决定让梁湘来接替吴南生主政深圳。梁湘当时已经62岁，在广州工作了30多年，在城市建设方面很有经验。他一到深圳，马上找到负责基本建设的副市长罗昌仁，要他不要局限在罗湖口岸附近的两平方公里，而是先做城市规划，按照规划蓝图建设经济特区。于是，深圳组织了一个包含各方面专家的工作班子，实地考察了深圳的角角落落，并且派人到香港和国外去学习，还邀请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学家、城建专家、教授、学者来到深圳，讨论制定深圳发展规划大纲。这就是深圳早期108名工程师参与制定深圳城市规划的故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八易其稿，1982年11月，《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终于出炉。来自全国各大设计院的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专家、学者和工程师，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规划设计经验，针对深圳特区的地理条件，给出了独具特色的规划：深圳经济特区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小梅沙也划了进来，总面积约为327.5平方公里，形成一个东西长49公里、南北宽7公里的狭长地带。根据特区独特的地形特点，吸收国内外现代化城市的优点，深圳特区的总体布局，是带状组团式的结构。各带状组团之间应有数条交通主干道联通，后来深圳特区内东西向的三条大道：深南大道、北环大道、滨海大道就是根据这个带状组团式城市结构规划修建的。

深圳蓝图有了，如何实现蓝图呢？

按照规划蓝图，深圳的城市建设要在38.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全面干起来。根据当时工程师们的估算，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元以上，仅计划开发新城市中枢的上步园岭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资10亿元以上。如此巨量的开发资金从何而来？深圳的办法是：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平方公里，每平方米投资90元搞“五通一平”，要7000万元，只需要大约3000万元左右的银行贷款。第二步，开发完成后，拿出40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罗湖紧邻香港，广深铁路与香港东铁在罗湖相接，罗湖的属地应该更受港商的欢迎，参照香港地价，预计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币左右，总计可以收入20亿港元左右，后续开发资金就这样解决了。

基建工程兵是上世纪60年代，国家为确保一些重点工程建设组建的。1982年，为了军队精简整编的需要，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这个兵种。这样一来，几十万工程兵的安置就成了问题。梁湘得知这一情况，就给当时的基建工程兵司令李人林写信，同意接收两个师的基建工程兵。

1982年冬，来自全国各地两万多名基建工程兵抵达深圳。1983年9月，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改编为深圳市属建筑施工企业的职工。就这样，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两万名没有军章、帽徽却身穿绿军装的“特种兵”从此变成了深圳建市之初的“特殊市民”。

几乎同时，也就是在1983年9月，深圳设立罗湖、上步、南头、沙头角4个管理区。其中上步区即如今福田区的前身，管辖园岭、南园、福田、沙头、上梅林5个街道办事处。上步区是接收基建工程兵转业人员最多的区。同年11月，园岭街道办事处正式成立。园岭是城市新移民的居住地，也是特区文化的生发之地。基建工程兵为园岭的早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奠定了园岭在工业、居住、市政、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坚实基础。深圳之为深圳，特区之为特区，园岭之为园岭，与当年那2万基建工程兵的到来，有莫大的关系。

严格地说，基建工程兵很早就有来深圳参加建设。1979年12月20日，基建工程兵36支队352团的两个连队在湖南郴州市东江水电站现场加班加点打夜战时，突然接到团部的电话命令，团部要求连队务必在22日下午3点30分前赶赴深圳。部队连夜开拔，光是施工机械装备就装满了30多辆解放牌卡车。他们日夜兼程，终于在规定时间内踏上了深圳这块热土。与此同时，另一支辽宁鞍山部队也在漫天飞雪中踏上了南下的旅程，他们坐了五天四夜的“闷罐车”，抵达深圳时，战士们尚未脱去身上的棉衣棉裤。就是从那时开始，基建工程兵分别从天津、上海、唐山、鞍山、沈阳、本溪、锦州、西安、汉中、安顺、遵义、荆门、郑州等地陆续调入深圳，投身特区建设中。

1982年年底，深圳特区内也就是“二线关”内的人口只有9.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9万人。两个师的基建工程兵2万多人，外加部分家属6000多人。他们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当时特区内的人口结构，极大地改变了特区的语言风俗和生活习俗，极大地改变了特区的城市面貌。深圳经济特区由原来白话、客家话盛行的粤语地区，变成了带着五湖四海口音的普通话地区，深圳作为世界最大移民新城的历程也由此开始。

曾经有人撰文分析认为，深圳某种意义上是座“军城”，与历史上的天津约略类似。天津也像一个方言孤岛，天津话和周围地区的方言差异很大，这可能与天津的首批建城者有关。明初天津建城的时候，天津三卫是军事重镇，按编制驻军近两万人，建城者主要是军人以及随军的军属。而这些军人主要是南方来的江淮人，很有可能大多是朱棣家乡的安徽人，这些南方人在天津世代定居下来，成为天津城建城之初和很长一段时间的主要居民。天津城由此在文化基因和气质上，是一座地道的南方城市。后来，天津这个南方城市秉性和气质的养成，还离不开李鸿章的淮系对于北洋天津的经营。淮军领袖李鸿章的职务主要是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驻地就在天津。天津城拓荒者可能就以安徽人为主，而北洋时期又迎来李鸿章这个安徽人和他带来的一群安徽人，迎来了李鸿章在天津的造城运动。袁世凯是河南人。他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士兵最初约一万人，主要是从淮军转化而来的。所以北洋系内部分直系和皖系，直系就是袁世凯自己家乡的班底，皖系就是传承下来的安徽人老班底，段祺瑞就是北洋系的皖系代表。袁世凯与段祺瑞是亲家，在天津这个南方气质的城市立足，袁世凯需要通过段祺瑞团结南方人。天津历史上曾被诗人称作小扬州：“十里鱼盐新泽国，二分明月小扬州。”天津的城市气质，与扬州、上海确实更为相似，天津还是北方唯一有妈祖庙的城市，天津天后宫是世界第二大妈祖庙。

深圳，也有一个类似的建城故事。深圳的南头古城地处珠江入海口东岸，是历代岭南沿海地区的行政管理中心、海防要塞、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门户，历史文化久远厚重。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在南头设置了一个军事机构“屯门军镇”，镇治即在南头城。自此直至明代，南头古城由行政中心转为海上交通门户和军事要塞。据《新安县志》记载，现存的南头古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那时叫“东莞守御千户所城”，“军城”的特色很突出。

南头古城是在深圳的西头，东头还有个大鹏所城，全称“大鹏守御千户所城”， 同样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占地约10万平方米，城墙高6米、上设雉堞654个，并辟有马道。自明初建城以来，大鹏所城一直担负着深港地区的海防安全，多次抵御和抗击了葡萄牙、倭寇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是明清两代中国海防的军事要塞，有“沿海所城，大鹏为最”之称，也是我国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海防军事城堡之一。深圳别称“鹏城”，即源于此，这也是深圳被称为“军城”的又一理由。

深圳县改市时的城关镇，即深圳镇，原住人口不过三万人，成立经济特区之后，迎来的第一批成建制的最大数量的外来建设者和定居的移民，就是这两万集体转业的基建工程兵。从这个意义上讲，早期的深圳特区也算得上是个“军城”，深圳河对岸的香港甚至一度议论纷纷，颇为担心深圳“大军压境”会进而影响香港。但是这支部队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一支普通的拿枪的部队，而是一支会画蓝图、会看图纸、会操作工程机械的技术部队。他们与后来涌进深圳的电子工程师、程序员一样，更像是“理工男”。这支以城市工程建设见长的部队，在进城之后自我约束甚严，不戴领章帽徽，不擅出营房扰民，不到一年，转业后军装也脱下来了。这些工程兵出身大多是广东以外的农家子弟，不会说粤语，也不好高骛远，不会挖空心思往香港跑，安心在深圳成家立业，既稳定了深圳的基本盘，也没有对香港造成人口冲击，但是军人的作风、军队的效率，还是在建城之初汇入了深圳特区的城市基因。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就是基建工程兵创造的奇迹。深圳市委大院、园岭新村住宅区、白沙岭住宅区、上步工业区、八卦岭工业区，也见证了基建工程兵胼手胝足、筚路蓝缕缔造深圳特区雏形的创业历程。从1983年开始，基建工程兵承担了特区建设大约三分之一的施工任务，成为深圳市建设施工的主力之一。深圳的第一条路、第一个小区、绝大多数十八层以上的高层楼宇，统统由这两万南下的基建工程兵参与修建。两年之间，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特区，“深圳速度”一词一夜之间不胫而走。可以说，是这一群农村兵，为当时的深圳特区创业者营建了初具规模的城市家园。

除了城市建筑，基建工程兵对深圳城市气质和风俗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初，这2万多转业落户到深圳的基建工程兵大都是小伙子，他们一成家，就是4万人；一生孩子，就是6万人；接来双方父母同住，就是8-10万人；把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介绍来深圳务工、经商，就是数以10万计的深圳新移民。他们成了深圳二线关内、当时经济特区范围内数量占绝对多数的居民群体。基建工程兵的部队原驻地是上海、天津、唐山、沈阳、本溪、锦州、鞍山、汉中、西安、安顺、荆门、郑州、襄樊等地，大体上都属于北方。这些工程兵的兵源或者说是老家，则覆盖广东、广西、黑龙江、陕西、湖南、湖北、河南、云南、贵州、北京、山东、浙江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真可以说是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按照广东人把广东以北都当作北方的习惯，深圳特区成立之初就是北方人占多数的特区，加之后来制造业务工人员也大量来自北方的“外省”，深圳这座移民之城自然可以说是一座北方城市。

北人南下，水土不服，这是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