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既要叙事更需立人

 宫敏捷

小说不外乎写人和叙事，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要求，就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才能。可以这么说，我们看待一个作家的实力与身份，并把他归类到某一个类别，比如大师、著名作家、知名作家等等，有时候就是说他是否为中国文学乃至于世界文学贡献了一个经典人物形象，不然，他当下再怎么出名，最后都会像一颗流星那样，消失在历史的天空。所以，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才会在《喧哗与骚动》的序言里写道：“想到死去时自己在身下留下了一些痕迹，那是件愉快的事，不过更为美好的是你留下的是你感到死而无憾的东西。倘若留下的是一个苦命小姑娘的泥污的屁股，那就更了不得了，这小姑娘爬上一棵四月里花朵盛开的梨树，为了透过窗户看那丧礼。”

这里所说的“小姑娘”，指的是《喧哗与骚动》里的核心人物凯蒂，与其一样广为人知的小说人物，我们还可以数出一大批来，他们是《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维特、《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唐·吉诃德》中的阿隆索·吉哈诺和桑丘·潘沙、《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等等。至于中国的小说人物，我们所熟悉的就更多了，四大名著都可以避开不谈，光是从现代文学（1917年至今）到当代文学，就给我们贡献出了鲁迅《孔乙己》里的孔乙己、《阿Q正传》里的阿Q、《少年闰土》里的闰土、《祝福》里的祥林嫂，还有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汪曾祺《受戒》里的小和尚明海、老舍《骆驼祥子》里的祥子、钱钟书《围城》里的方鸿渐等；离我们最近的，还有莫言《红高粱》里的“我奶奶”、余华《活着》里的福贵、路遥《人生》里的高加林等等。

套用一句歌词来说，凡是热爱文学创作的人，对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是“从来不用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就是小说家塑造人物的成功之处，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想不起来，这个人物出自哪一个作家的哪一本书，但就是能记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对他的穿衣打扮和秉性脾气知根知底。我们对他的熟悉程度，超过了有血有肉的人，更有甚者，超过了我们身边的许多熟人。

可是越往后我们越是发现，不说全世界，就我们中国，每年刊发和出版的小说，不知道有多少部，但有哪一个小说人物被广为人知呢，细细想来，好像还没有。可以说，我们创作的所有小说，都要写人，都要叙事，但绝大多数小说，只有叙事，没有写人，准确点说，没有塑人，让人物鲜活、丰满，从文本中站立起来，乃至于以虚拟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让普罗大众在日常聊天时，随口说到“你怎么像祥林嫂那样？”“你太阿Q了”又或者说，“我真是比福贵还要惨”都因为这些小说的作者只专注于叙事，人物也是为叙事而服务的。这在写作上来说，有些本末倒置了，应该是叙事服务于人物，然后又一起服务于主题才对。

当下，我们的小说能被影视所转化的少之又少，也跟这有很大的关系，没有人物，也就没了主心骨。还因为当下的小说叙事，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了去故事化的倾向，一部分作家连故事都不能集中讲述，又何谈立人呢。这已经不是我们要塑造的是圆形人物还是扁平人物的区别了，（圆形人物要求作家写出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物属性；扁平人物缺乏变化，一好好到底，一坏坏到底，用集中、夸张、巧合的手段，极端化去打造人物人设）而是大多数作家，根本没有塑造人物的意识，他们只在乎故事的完整性，或表达一种写作上的先锋观念，甚至是一种人物转瞬即逝的生活状态，到最后，读者只记得一个叙事先锋或独特的文本，而不是一个鲜活又立体的人物。

当然，还有另一部分作家，依然在赓续一些传统的叙事手法，老老实实讲故事和打磨其人物形象，但时代不同了，做不到写一篇成一篇，再无法让一个人物从书里走到我们的生活中来。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奥运冠军一样，读者记住的永远是第一个被成功塑造出来的小说人物，你说你现在再塑造一个贾宝玉、孙悟空、诸葛亮，或阿Q、福贵等人物，便有了东施效颦的嫌疑。更重要的是，我们后来创造的小说人物，不管是圆形人物还是扁平人物，虽已立体、鲜活，却几乎看不到与其对应的叙事主题所负载的精神内涵，也无法超越前人作品具有的撼动人心的力量。这里的撼动，主要指的是读者阅读完一部小说后，所引发的对世界、家国、民族和生活，乃至于生而为人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及庸常吃喝拉撒的深层思考。

鲁迅的阿Q让我们看到了民族遗传的种种顽症，钱钟书《围城》里的方鸿渐，又让我们看到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无助，就拿时下读者最为熟知的余华的福贵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个血亲在福贵的面前死去，一定会去思考一个问题：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对此的解读是：“《活着》是不失朴素粗粝的史诗，斗争与生存的故事，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残忍与善良的形象，在余华的笔下，人物在动物本能和人性之间的苦苦挣扎。余华加诸于叙述的那种冷酷的意志，使小说超出了常轨。”另一个媒体《时代》周刊的解读是：“中国过去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一一发生在福贵和他的家庭身上。接踵而至的打击或许令读者无从同情，但余华至真至诚的笔墨，已将福贵塑造成了一个存在的英雄。当这部沉重的小说结束时，活着的意志，是福贵身上唯一不能被剥夺走的东西。”对此，最有发言权的余华，在韩文版自序里说：“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余华笔下的福贵，是当代中国文学所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人物，这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但是不是说，塑造不出立体、鲜活，且被人记住的人物，小说家就没有必要写小说了呢，那当然也不是，小说所具有的教育和启蒙、反映社会现实、探讨人性、提供娱乐与消遣、心理治愈、丰富阅历等功能，其本身的价值及对社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只是希望每一个小说家都能重视人物塑造而已，但塑造不出鲜活、立体又成功的人物，并不能影响小说的以上功能，这只是对一个小说家更高层次的要求而已。可以说一个伟大的作家，也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我们可以沉思默想一下，自己所看过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格局与格调，与一般文本，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作品的格局与格调，也就是一个作家的格局与格调。

说到这里，我想起自己对小说还一知半解，就开始大量创作，且尝试投稿出版时，一个知名的出版策划人，发给我的一个重要建议，他在邮件回复中说：如果你有时间，可多读一下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法国作家米歇尔·德·蒙田的《随笔集》，前者能让你学习如何分章分节地讲好故事，后者能让你学习如何塑造人物，让你的人物具备精神力量。金庸的小说我买了，但一直没有看完，蒙田的《随笔集》全集看了两遍，确实让我受益良多。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对蒙田的评价是：“世人对生活的热情，由于这样一个人的写作而大大提高了。”而爱默生对《随笔集》的评价是：“剖开这些字，会有血流出来；那是有血管的活体。”这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但我比这个出版策划人的要求走得更远，因为我受到启发，在小说之外，大量地阅读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马丁·海德格尔、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阿尔贝·加缪、让-保罗·萨特，甚至西格蒙得·弗洛伊德等作家的作品，他们潜移默化地对我后来的写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发现自己不再是一个只有立场，没有是非的人，也不会人云亦云，总以为说的是某种真知灼见，但只是在贩卖一些道听途说的共识。我面对事物时，开始独立思考，不被众声喧哗所干扰，更不轻易用自己有限的认识去判断一件事情的正误（蒙田原话：“按自己的能力来判断事物的正误是愚蠢的。”）这些最为基本的认识，先是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从而改变我了写作的态度，尤其是塑造人物的态度。按照刘震云的话说“文学的底色，其实是哲学。”许多书开头写得很好，中间也不错，后半段就垮掉了，当然，有的电影也会是这样。他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是对支撑文学和电影背后的思想和力量，认识能力的不够。筋骨的东西，一定是哲学的东西，没有这个，他撑不到一本书的后半段，或一部电影的后半段，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会说，可能是因为他不熟悉生活，其实没有人不熟悉生活，不是说你要找生活，生活是汹涌澎湃的，每天都在你身边，你不缺乏生活，缺乏的是对生活背后的这种认识。我不管去哪里，我肯定带着笔和纸，随时把想到的东西记下来，落实到日常的创作的时候，写作是没有任何负担和痛苦的，特别愉快。

相对刘震云的“哲学”解读，还有一种说法是，要写出人性的神性，但这在本质上还是一回事，说到底，神性其实也是一种哲学思维。这跟一个作家的思想高度及对人性的认识有关，也与一个作家的创作水平有关。讲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两个故事来，一个是古希腊神话人物西西弗斯的故事，作为科林斯的建立者和国王，他因绑架了死神，让世间没有了死亡，从而触犯了众神受到惩罚，要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西西弗斯的生命就在这样一件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慢慢消耗殆尽。但在作家加缪的眼里，“西西弗斯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我把西西弗斯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斯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矿砂唯有对西西弗斯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

另一个是《圣经》里约伯的故事，耶和华为了考验约伯的“正直，敬虔”，第一次是让强盗和大火，夺去了约伯的所有财产，第二次是用大风吹倒房屋，砸死约伯的所有儿女，第三次又让他“从头到脚长满毒疮，他只好坐在炉灰中，用瓦片刮身子”。但自始至终，约伯从未说过一句对耶和华不敬的话语，经受住了耶和华的考验，“约伯苦尽甜来。后来，他有了14000只羊，6000头骆驼，2000头牛，1000头驴。妻子又为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女儿们是世上最美丽的女子，她们和兄弟们一起，共享父亲的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多年，得见五世同堂的幸福日子”。大家是不是觉得这话很熟悉呢，确实是，《活着》的台湾版序言里，余华就是这样说的：“《活着》里的福贵经历了多于常人的苦难，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其他什么都没有；可是当福贵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讲述自己的一生时，他苦难的经历里立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世上最好的妻子，他相信自己的子女也是世上最好的子女，还有他的女婿他的外孙，还有那头也叫福贵的老牛，还有曾经一起生活过的朋友们，还有生活的点点滴滴……”

三相对照，我认为余华可能是受约伯或西西弗斯的影响，才塑造了福贵这样一个人物的。我印象里，也有其他作家借鉴这个方法，创造了经典的小说人物，那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他《老人与海》里的圣地亚哥，圣地亚哥为了生命的尊严与内心的追求，一直没有放弃继续出海捕鱼，他用了八十五天时间才捕获一条大马林鱼，再用两天两夜把它杀死，返程过程中，他又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他把一路穷追不舍的鲨鱼杀死，才带回来了一具大马林鱼的骨架。其实不只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叙事结构上，我们也能在他的老乡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里，看到这样的影子。同样的文本结构和叙事结构，其实在外国文学作品里，还是比较多见的，作家们都是把普通小说人物，超越常人的那一面性情，甚至是一种本能的生存能力，通过层层的挤压，一点一点释放出来，从而实现人物从“人性”到“神性”的转变。

但达到这样的写作高度很难，可以说很多作家，连刻画出生动的人物性格及书写出人性的复杂性这一点，都做不到，他们的笔下没有我前面所说到的圆形人物。这一点很好理解，试想一下，我们不就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人吗？我们不是常常跟别人说“你不了解我”吗？日常生活中，我心中的“我”，与身边人，哪怕是父母兄弟或夫妻儿女及朋友心中的“我”，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没有任何人是透明的，可以被人一眼看穿的。这就是现实的生活，现实的我们，但许多作家书写到文本里，角色就变得简单到只有一个名字，在故事中走来走去，没有思想，没有灵魂。

在我们推荐阅读的小说中，有一篇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的《家门口就有那么多的水》，几个男人用了很长时间去准备，远足到山里去钓鱼，玩乐，却发现山谷的溪水中，浸泡着一个死去的年轻女人，他们把其用绳子固定住，继续钓鱼、喝酒、玩乐、睡觉，第二天才下山去报警，此后，小说男主人公的生活，尤其是夫妻关系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甚至能否继续过下去都不一定了。小说的结尾，是男主人公的妻子，作为一个陌生人，自驾很远的路程，去参加那个死去女人的葬礼。如此一来，小说留给了读者三个问题，其一，为什么他们不第一时间报警？其二，为什么此事会对主人公的夫妻感情产生影响？其三，主人公的妻子为什么要去参加亡人的葬礼？这篇小说的叙事情节非常简单，但小说人物和主题又是如此的复杂。类似的小说，我们还可以在卡佛的其他文本里大量阅读到，比如《保鲜》《羽毛》《学生的妻子》等。当然，不只是卡佛，国内外还有更多的经典文本，留待我们去慢慢阅读，在塑造人物上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作者简介】

宫敏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锅圈岩》《四玫瑰》，长篇小说《过江草》，以及叙事艺术随笔集《写作，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