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活限界内的定位、尊严、反思

1.宏观叙事中，生活仪式给予人们以尊重

宏观之处是人生，微观之处是生活。作者擅长将大历史置于普通生活中形成对照，并在天差与地别的割裂中留余反思空间，如“1997年，对于全中国人来说，那一年的香港回归是一件大事。对于我的父母而言，把土房子刷成白房子则是最要紧的事”。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真正的意义在于落地生活感受生活重量，而非过犹不及地“仰望星空”。

“时间就是金钱”，意味着高效是持续进行时，“在一个加速社会中，我和母亲的恐惧相同，像黑夜一样的恐惧让我们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随着年岁增长人常于概念中被建构，对物我两忘的情感共通能力，反渐次含混、遗失。生命力生发于体验和创造，经历的价值丰富度和触及生命的深厚度作为一种衡量标准，常体现在平常或特殊节日仪式的诸多细节中。

仪礼，就是“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那些回声有着对来此人世的珍重及生而为人的自贵，“是我和母亲共同经历的生活，它是一种远在都市之外，但又给人滋养的东西”。如春香生活中制作酵母和豆芽看似烦琐但极具意趣的过程，又如小山叔将咖啡残渣作为家中月季花肥料使“月季也有了咖啡的香味”，这些经验是切实的生存智慧,与他人无关，只与状态选择有关。如何在繁杂中让自己的生活盛开诗意，或许，作者已告诉我们答案：见己见人见生活。此外，人物情感寄托在特殊节庆仪式氛围的加持下显得格外郑重，回忆的点睛之笔也在于作者记录了乡村丰富精彩的民俗仪式，如“出神”、贴门神等。传统风俗的不同环节让处于高速运转都市中的读者，也慢慢将目光着眼于书中的生活痕迹本身，这种第三视角的觉察也让感受变得充实而鲜活，而这也提供了生活在都市的人们消解虚无与重构意义之法的思考方向。

尽管“被遗弃的房屋如同消失在时间洪流中的过去”，但过往作为未来的序章，人们其实并不需要“赶在真正老去之前，完成对失去时间的救赎”，因人生在不断告别的行进中，曾拥有的记忆却是不曾消退的。对于作者，“离开故乡十多年后，故乡对我来说不再是逃离而是回望”。对于母亲，她在乡村度过了生命力最为丰沛的岁月，“这种仪式给她以尊严，也给了她面对来年生活的动力”。

2.城市叙事中，关注与保障给予人们以尊严

每个人都是本值得挖掘的书，人的意义与价值认知往往始于身边亲近之人，因为是熟人，所以会关注“消失的附近”；因为是异客，所以会共鸣“相似的附近”。作者认为当旁人“关心这个世界上的他者，理解一个人在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做选择，理解一个人的命运并不仅仅由他是否足够努力而决定”时，或多或少就能在他人的生活轨迹中发现相似的生命特征，从这个角度看，人是全然一体的,对生命的关注意义也由此而生。

孤岛作为城市中的常态，移民城市的归属感、社区感似乎从来不属于在温饱线挣扎的人们，作者认为真实的原因在于深圳正在经历人口红利的消失。“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人生问题也完全没有被触及”（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如引起热议的保洁员的休息空间是象征系统的一个现象切面，群体真正的尊严与归属感不仅仅在于获得经济价值的平等，也在于处境与感受的平等。 

人作为富有情感的存在，社会难题无法用心灵鸡汤或工具属性来覆盖并视而不见。“制度民族志”（多萝西·伊迪丝·史密斯）强调从边缘群体的日常经验出发，揭示制度文本、规则权力对劳动实践的塑造,但常常忽视情感作为劳动资源的特殊性。保洁员在职业中所遭遇的普遍心境或如翠竹离职时提到的：“走就走，但受不了这种侮辱人的方式。又不是杀人放火，不应该被如此对待。”同时这一群体也涉及“全景敞视”的监视机制以及“情感的商品化”，如书中母亲、绿枝阿姨处于随时被监管监视的状态。而保洁员常用问候语及微笑服务的礼仪规定这一过程也涉及伪装情感与内化情感规则的策略，这使得个体在潜在观察下自我规训。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正确地给自己定位，而是不断地向前。”（西蒙娜·德·波伏瓦《岁月的力量》）尽管生活的荒诞远胜于文学叙述，但该书提供了读者认知一种职业生活的可能，写作者的伦理与责任也于此告一段落。而如何前进，毋庸置疑，其后对该群体的价值体察、制度保障及社会关怀，将是整个城市及生活于此的人们热议的主题和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 北京民艺非遗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