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传记

——刘迪生散文集《桃江流浪到天河》论

 

于爱成 

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

跟迪生的相识，始于2006年夏秋的广东省作协文讲所作家培训班，当时还是谢望新主持工作。那届培训班有深圳市作协的参与，这也是后续省作协与深圳市合作三届培训班的先声（其中2012年和2015年的两届邀请了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参与主办，鲁院到地方办学，也当是创举）。通过这类的活动，尤其是通过时任省作协秘书长、宽厚温润义薄云天的文坛领袖温远辉兄的介绍和组织的一些饭局，跟迪生逐渐熟悉起来。但对于迪生的经历、行状、本事等却也并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当时是从从化日报主编任上调《南风窗》，留在了广州，以其媒体人的专业性和敏感敏锐吃苦，以那个时代南周、南都、《南风窗》从事深度报道的一批王牌记者有一定共性的才智和文体（其实是中国最早一代非虚构文学写作的高手），写作了若干纪实文学作品，获得了若干专业奖项，日渐成为广东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领域的领军人、扛把子。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迪生在任何场合，几乎都是温婉的谦谦君子，以真诚的笑容、慢条斯理的语调、坦荡荡的情怀、大杯喝酒的气场，以及他的随和谦和和光同尘般的跟大家打成一片（比如2006年的培训班文艺晚会，他和来自深圳的江冠宇、刁泽民、吴亚丁拌作了“四只小天鹅”，翩翩起舞，成为学员们打趣多年的噱头），跟所认识的人真诚相待。这样的性格，是一种信任、阳光、诚恳而且不惮给任何人好，也不惧任何人的不好。真兄弟真汉子真英雄——可能这也正是一位杰出报告文学家所应具备的秉性、气质。

这样说来，迪生在大家心目中，显然是个“暖男”，有他的忠勇的职场的一面（“忠勇”也是大家的好大哥远辉兄推荐自己喜爱的朋友给长辈时喜欢用的话），更有他对兄弟的仁义，对朋友包括女性朋友的温暖宽厚以及少分别心的一面。当然，他的形象和人设主要体现在了媒体和文学上的殊异不凡。他主持下的《华夏》杂志，办刊理念跟老东家《南风窗》以及《财经》《三联生活周刊》有共同特点，每期推出一个专题，但他的专题偏好人文历史地理，有着浓郁的人文包括文学气息，包括深圳、广州、潮州、河源、穗深双城、省港百年、人文湾区、鲁迅等等专题，都体现了刊物的策划意识、专题深度、文章品质——一期专题，相当于一部专著，显然绝对比任何广东的杂志都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文得多——我一直坚持我的这样的判断：北有财经杂志，南有华夏杂志。华夏杂志哪怕拿出来它的文学部分来比，比之南周、南都、随笔，也毫不逊色。作为广东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重大现实和历史题材签约作家、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会长、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侨联侨胞服务中心负责人，《华夏》杂志总编辑的他，是有巨大的抱负和超人的能量、才华、眼光、视野的媒体人。

作为文学人，他尤其擅长写人，他笔下的人物系列（长篇纪实文学《点亮生命：赵广军和他的志愿事业》《钢铁生命：国家一级荣誉军人张祖坤的非凡人生》《南国高原：徐克成和他的医学世界》《超越新闻》《浇铸彩虹:陈建华与从化村道》《横琴天籁：澳门大学新校区建设纪实》《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具有突出的文学性，写的是一个人的传记，历史和人性，全都有了。迪生也说，他的所写，“只是心目中的文学形象罢了，文学是借尸还魂的技艺。”这句话可以做两方面的理解，从所写对象（传主）来说，是文学赋予了灵魂；从迪生来讲，这其实是他的文学创造，套着镣铐的舞蹈，在这样的一个题材人物环境中从事着他的执着的文学探索。比如冼星海这部历史人物传记，也必然是大作品，历史意义上的巨著，黄树森先生上世纪和刘斯奋先生曾经倡导过的“巨著意识”、“史诗意识”，这样的作品，是当下的回应！写人物，写人物传记，是迪生的招牌，似乎国内写历史人物也包括部分当代人物，写得好的并不多。因为人物传记的门槛太高，新闻性的训练之外，还要有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尤其是小说家的功力。

在迪生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传记《大海之魂》中，他把冼星海放诸那个大时代的洪流和巨浪中，表现在当时从木刻到电影，从文学到戏剧再到音乐的文艺思潮中，冼星海为现代中国带来的崭新的能量和面貌。在一种近乎表现主义风格的音乐中，作品呈现出冼星海及其音乐作品的一种“力之美”（鲁迅语）和新的艺术理念，这也正是他为现代中国创造新的大众艺术。《黄河大合唱》等作品所体现的表现主义美学，清晰地反映了由“看”向“听”再向“喊”的观念递进。

说起“史诗意识”，迪生着力不多产量不高的诗歌也有体现，他的华侨题材的诗如《根系》等，读来其实妙不可言：整齐、贴切、美感，形式之美、韵律之美、语言之美全有了。而且有历史感，一部华侨史成为大背景——史诗意识的又一体现。《根系》表面上是一首叙事抒情诗，实则却被写成了史诗，写出了海外游子的百年（或数百年）期待，海外华侨和母国故乡永不可割断的骨肉之情同根之系。母根在家乡故国，根系扎遍全球五洲，同根相生，同气相求，血浓于水，情深似海。诗人从过去写到今天，从海外写到眼前，使用了各种巧妙的意象，作为隐喻和象征，并以内在的一种时空穿越、思绪纵横的方式予以编织，整全形成为一首篇幅不长但体量阔大、内涵丰富、足以容得下整个大洋、五洲的史诗。全诗意象密布而精密，结构如同晶体无处不在闪光，构建出（中华）文化根系在全球、在海外华人个体和族群之间的生长和坚韧、活力，在离散与聚合、遗忘与记忆、消失与重构的多重张力中，诗人写出来一种广大而精微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乡愁。

而作为诗歌的孪生或者近亲，迪生也写歌词，他写的歌生活化，日常化，人性化，从而有了普适性。不像那些当红词人写的歌，他们不说人话、过于宏大、过于高举高打，被大词所绑架。迪生不会做那样掉价的事。

很有意思，承蒙作者信任，迪生新完成的长篇小说《郭家》（暂定名），我也得以先睹为快，总体感觉这是一部本质意义上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小说，是文化历史小说，也是哲学小说。既有整体的象征，也密布了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和具象物事，即局部的个体的象征。迪生表现出重写重述重释历史文化的雄心野心。最核心的精髓，是有了卡夫卡卡尔维诺和鲁迅故事新编的魂魄。作品中设定的“鄱阳湖西”，既是具体的地理空间，也可以视作抽象的文明场域。四大家族的兴衰，甚至也可以采取过度的阐释方式，视作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明形态的缩影。四大家族的符号意义，富有深意和歧义，不同的解读，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比如，郭家，实在太有意思了，这个与“国家”同音的概念、名词、修辞、可视为传统中国的代称，也可解读为任何文明的权力共同体；苏家既是激进革命的象征，也可看作任何外来思想的试验场。这种多义性恰是象征主义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