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深圳微评

《中国智造》是作家黄秀萍的盛年变法之作（最早发表于《中国作家》2020年上半年长篇小说专号，2021年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本文以发表的版本为据）。《中国智造》之前，我对于黄秀萍的印象，仍停留在特区早期打工妹形象的塑造者阶段，《中国智造》的出现，刷新了我对她的认知。

其实也并不感到诧异，毕竟已经有了一批出色乃至堪称杰出的打工文学作家凤凰涅槃在先，黄秀萍冷不丁拿出这样一部长篇小说，也实属正常不过。

按照我对黄秀萍的记忆，她的早期作品是擅长写情感的，唯美而浪漫，迥异于若干打工题材的灰暗与控诉、愤怒与佯装的愤怒，文学性强也是她立身于早期打工文学作家阵容的一个优势。具体到《中国智造》这部长篇，尽管作品的名字——“中国智造”，以“中国”凸显国家高度，以“智造”凸显时代主题，有其命名上的策略，试图让作品进入家国叙事，加重宏大叙事的色彩——但具体到作品的肌理，到底仍是遵从了心灵的律例和情感的温度，从而到底仍是一部浪漫主义倾向的情感小说。这是底色，也是本色，也正是小说之为小说的根坻。从而，作为一部好小说的之实与作为命名策略之名，就出现了裂痕。

从《中国智造》的命名，我们能够看出作品试图以宏大叙事、家国情怀来把握、处理百年中国尤其是40年来改革开放中国现代经验的野心和气魄，但其实，我也发现，作者其实也从大国崛起之宏大叙事的缝隙，看到了这时代列车的车轮之下的细微、个体、软弱和血泪——作品虽以宏大话语命名，却也暗含了自己的情感所系和心灵关切——哪些是不能忘怀的，哪些是不能忘记的，哪些是应该永远铭刻在特区和共和国发展纪念碑上的。

作品首先写出了一种追问，一种逼视，一种直面历史的勇敢与决绝。不错的，扑面而来的，让我们猝不及防的，是书中人物，男性人物，包括女性人物，似乎人人都有罪，有良心上的亏欠，有道德上的瑕疵，人人经受着或理该受到良心的拷问。

之一

从头说起，从作品中人物出现的顺序说起。马书记有愧疚吗？跟港商毛小姐的暧昧，以及毛小姐的卷款消失是他的愧疚。古睿有愧疚吗？不敢面对并与初恋李凡共同承担信件事件的后果而且转学离去，是他一生的罪与罚。史小山（史诗）有愧疚吗？因没能第一时间排除故障，导致李凡为保护他及工友而被机器夺去生命，是他一生的噩梦与痛悔。陈翰有愧疚吗？跟意中人涂芳芳不辞而别，又因盲目乐观而错失恋情，是他一生的愧与悔。李儒（李锐）有愧疚吗？他的愧疚能障须弥能深巨海，他背负了太多的苦难与伤痛：马欣欣因他而怀上李凡，李凡因他而一生苦难而亡命他乡并致失命。品行不端近似奸商的秦志远呢？自从爱上了李凡，并因李凡为保护包括他在内的人免于丧命之后，他也有了他的愧疚，李凡之死是对他尚存的良心的最终拯救，所以他对于最后的被判刑坐牢其实并无怨恨。

男人们，尤其是作品中的男性主人公们，都跟李凡产生过交集，李凡是他们立世行事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坎，也是一根刺，冷不丁冒出来折磨着他们的心。甚至可以说是一簇光，隐隐约约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中的某个阶段、某个节点、某种情境、某种心绪下，微微而持久地闪烁。从而，李凡也就成为了一个象征物——当然这象征物并非作者所刻意赋予，而是作品逐条线索、诸种关系交汇之后的自然呈现，自然升华，显然也是超出作者的设计和想象之外的。

说到这里，我们且看一下作品的人物关系结构：

李凡是谁？

李凡，李儒与马欣欣之女，古睿初恋，史小山（史诗）同事，秦志远手下员工。

李儒是谁？

李儒，李凡之父，马书记外甥女涂芳芳母亲马欣欣的情人，涂芳芳初恋男友陈翰父亲的战友，记者作家何芳洁的外婆李洁（李芳菲）的弟弟。

通过这等复杂的关系，李凡作为一个中心点，对外辐射，就得以纵横勾连起特区早期市委领导马书记、马书记创办的企业新当家人古睿、古睿的太太亦即她的母亲马欣欣回城嫁人后所生的女儿涂芳芳、涂芳芳的先生陈翰及陈翰的父亲李儒的战友老兵陈德全，勾连到曾经的同事史小山及史小山对神似李凡的古睿之女古小凡的追求、同样追求古睿之女的天才少年发明AI智能手表No.1硅的肖峰昊，也勾连到她的父亲李儒和她的母亲马欣欣——李儒的一生，李儒所经历的留学、抗战、内战、流亡、三反五反、文革、改革开放，李儒的家族故事，李儒所寄身苟活的村落及其村落变迁，以及下乡知青马欣欣，马欣欣的家族历史。当然，作为行动者，李凡的打工之旅，自然也呈现了特区成立之初第一批打工者苦难悲欢的生存状态和泥沙俱下的城市景观。

只能说，设置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堪称天才之举，还能有怎样的典型人物有如此典型？有如此的功能和结构全篇的枢纽性动力？而最不可思议的，却是这个人物其实并不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人物，起码不是显性层面、看得见的层面的核心人物——她，李凡，是隐在后面的，是负责编织牵连故事暗线的功能的。从而，这个人物，就更多在形而上的层面发生功用。她是人物，又不仅仅是人物，还是符号，是象征，或者说，是灵魂，是情感，是理念，从而也就是命运。

不错，是命运——国有国的命运，家有家的命运，人有人的命运，这命运，是共业所感，亦是自作自受。命运如同一张大网，人人难逃命运之网的笼罩。无论父辈还是同辈，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人人疲于拼命，人人试图逃出牢笼，人人试图活得更好，但人人都被编织进历史，编织进宿命，编织进争斗。比如李儒，个体命运只能耗尽于家国的命运之中，貌似轰轰烈烈却终归只是流落荒野隐姓埋名孤苦终老；比如李凡，个体的命运只能消失于时代的命运中——先是因不见容于时代的保守风气而不得不辍学不得不南下，打工后又不见容于藏污纳垢的特区管理而被送入收容所并在不同的工厂漂流，最后殒身于现代工厂的冰冷的机器。李儒和他的女儿，或者说李凡和她的父亲，一个寿（相对）而多辱，未得善终；一个夭而多难，也未得善终。二人都是可以说死无葬身之地。作品写出了这种荒谬性、苦难性，这种荒谬和苦难是无论怎样百般光鲜千种圆场也无法遮蔽的。尽管作品总是时不时努力对种种历史的废墟打上某种亮光，但并不能遮盖住作品中一前一后这父女两人为作品奠定的基调——伤感。

伤感。或者说，感伤主义，为情所困，之为作品的基调，实则成为这个作品最动人之处，也是成就为一部优秀小说之处。

不管作者怎样立意高远，努力展示民族企业的戮力前行先行先试，这都没有问题，马书记作为拓荒牛，古睿作为国企的当家，都是这么的努力，如此的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也很清廉，道德上基本上也没有明显的瑕疵；不管作者怎样不惜在古睿的信中、陈翰的日志中、何芳洁的作品中，以故事中人物之口强调各自某种基因，某种出身，某种初心，但都没有用，远远不如李凡的一颦一笑一滴泪，那种种的宏大叙事，终究抵不过小女子的一缕相思。

正是情的力量，爱的力量，成就了作者，成全了作品。说实话，我对书中时不时冒出来的某某“基因”的提示、提醒（相信自然是有意）无感，甚至愿意表达出来我的几分不屑，某某基因某某出身某某谱系之类显然仍是某种血统论的余绪（不愿再说流毒二字，这二字也同样是某种文字流毒的流毒。）当然也不是说我是苛求作者不要这么写——不，她就应该这么写，这么写才更客观、更真实、更魔幻、更后现代，更符合当今这样一种拼贴化的、撕裂化的、架空式的、反讽式的语境和现实图谱。没毛病，这也是现实，卡佛所谓“肮脏现实主义”的现实。包括该作的“中国”“智造”，都也是如此的贴，如此的新鲜出炉，如此的与时俱进，如此的高歌猛进，没问题，没毛病，完全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一种捕捉、一种命名，而让作品一下子站到了时代的前沿冲进了时代的暴风眼摸到了时代的G点。

咦，我是在说小说做法吗？小说可以这样反映时代反映人心反映人性吗？小说可以这样写吗？亦步亦趋反映时代表现时代捕捉热点不是更符合报告文学的创作特点吗？

原则上是这样。理论上是这样。而这部长篇例外。黄秀萍的理论与创作、主题与形象、初衷与仁心，发生了偏颇，产生了裂痕——情，横刀夺爱，不讲道理，打乱了布局，冲乱了主题。

情。终于这就说到了情。

我要承认，读这个作品，一次次经受情感的冲击，泪水的洗礼，心痛的灼伤。甚至，每每见到“李凡”，乃至见到用于描写李凡的词语，都让我有种隐隐的创伤之感。她是美的，美妙的，美丽的，美好的，她的美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如同仙子，如同神灵。她是女儿的化身，却又是母性的化身，有处子的青春与清纯，却又有地母的包容而广博、温暖而宽厚。她的美，她的爱，她的情，只如昙花一现，如流星闪过，如灿烂的烟火，迅速的、急速的，开过了，闪过了，燃烧了，消失了，却又留下了最美的印痕最深刻的思念最刻骨的愧疚于活着的人，于与她交集的人。无论她的父亲，她的老师同学，她的工友，她的恋慕者，都因她而让生命有了重量，有了牵挂，有了思考。她是她吗？

她其实如同她的父亲，她的父亲似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曾经叱咤风云的人，活得明白的人，沉默寡言的人，忍辱负重的人，抹去记忆的人，选择遗忘的人。她也是，貌似无父无母，被名之为被收养者，她吸食蜂蜜长大，不似人间肉体凡胎。她敢做敢当，敢爱少恨，重情重义，胸怀坦荡，救危纾难。她有爱，有具体的爱，有爱情的向往和期待；有初恋，但却没有落实，她的爱并未开花结果，从而她的爱就纯洁而清澈，未受世俗浸染。她有女儿、女孩、女性之爱、母亲之爱，自带母性光辉，这位生来没有母亲养育者却如母仪天下，某种程度上从初见之时的爱情投射、爱神照耀对象终至成为了所有天下男人的母亲——而不仅仅是故事中与她交集过相遇过的男性人物的某种意义上的母亲——她死了，但她活着，活在每个男人的记忆中甚至影响着他们的现实生活选择：比如古睿追求与她容貌相似的涂芳芳并容忍涂芳芳的一切任性，史诗追求与她容貌相似的古睿涂芳芳的女儿，小奸小恶胆大好色的秦志远也因爱上她而收敛自己的习性并不惮于承担自己坐牢的责任。还有受到她的帮助的人——她的工友、打工姐妹，多年后还在打听她的下落，要回报她的曾经的救助；曾经伤害过她的校长（合理）、同学（恶作剧），对于她的退学乃至失命都经受着他们的良心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