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上来就来了这么一句：

这个故事，是根据罗智的讲述以及他提供的材料写出来的。我和罗智相识，是在一次文学研讨会期间。那次研讨会在南方的沿海城市滨海市举办，研讨的主题是：“现实主义如何走向未来”。会议讨论得出奇的激烈，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远离政治回到文学本身，一派主张以批判的精神直面现实。起初两派都亮出观点，又拿出证据论证，慢慢地就语气就变得尖锐，互不相让，最后都快针锋相对了。

“我们的文学越来越势微，很大程度上，读者没办法在作品里读到一些新的东西，在我有限的阅读里，当下的现实主义，大多都是藏着掩着，有太多的不能说，太多的欲言又止，原本是追求内心的真诚，就我而言，却总是闪烁其词，含糊其辞，在写作过程中像个语言的难民，每天都在作品里流亡。这样作者委屈，读者也委屈。我渴望能写出没有这些束缚的现实主义……”

这样来玩，端的让笔者虎躯一震，深感讶异。这不是“元小说”的花招或噱头么？好嘛，两个杨作家（作为隐含作者的杨作家和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杨作家），上来就跟我们谈创作，谈创作发生学，像是在写一篇创作谈，讲述“我”为什么做出这篇小说来。第一段第一句话，一下了就定下来全篇的基调——“我”，杨作家，作为委约作者，这篇作品所写（不是小说），是来自于真实发生的故事，来自罗智的讲述。

第二段第一人称叙述者杨作家的发言，说出来他的创作理念和他认同的理念——他也承认自己这段话也是贩卖来的听来的观点，但作为作家的他是认同的。当然，杨作家也承认，这样的观点，其实跟他的创作是并不匹配的，他并没有写出来过这样的作品，写出来的其实更多是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东西，“我所写的小说多半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有时不惜模仿别人的故事或运用别人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但这不妨碍他会向往更理想的写作。

同样是这两段文字，两个杨作家还追问了“何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何为”的宏大问题。这个话题甚至在研讨会后“几位当地的作家朋友拉我去吃夜宵”时，仍在继续，而且深化，且受了创作委托，算是正式进入了小说时间。

宵夜中，有文友说“连真话都不敢写，还提什么现实主义，还怎么面对未来？我呸！”而“我反客为主，举起酒杯打断大伙的话”，不愿再谈这个话题，而且很享受南方弥漫世俗、享乐、慵懒之欲望之气息的生活，并认定或许这就是南方的“现实主义”。

是现实，还是现实主义？何为“现实主义”？这个问题也如同一个旋律，比如，如果说《狐狸在夜晚来临》为回旋的主旋律，那“现实主义”之问，就行同副旋律，因为这才形成作家之为作家的永恒主题：何为真，何为假？

当整个故事步步走向真相。露出谜底之时，整个叙事就直面了对纪实与虚构、真相与假象的追问。而此时杨作家反而已经坦然，他自然明白，所谓“真相”，哪里有什么真实不虚、确凿不移的“真相”，“何况远去的真相未必是真相”——那些被信以为真的故事，是不是都有点这样的逻辑和被编造、流传、堆积、以讹传讹、弄假成真的历史呢？还有什么是真实的？一旦进入叙事（包括历史），是否就意味着虚构？包括完全的子虚乌有的完全的编造虚构？你可以问，历史难道也是虚构（或部分虚构）出来的吗？这还真不假。叙事就有这样的功能。

当他说出“我不想再探究什么，是否真假只存在内心里”时，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他通过自身的遭际和叙事行为，也已经更清楚：一本正经有目的的造假还好说。关键是，即使是真，也不可能还原为真，只能一定掺杂了假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谁来讲述，谁来叙述，谁来执笔，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正如杨作家自身情感情绪的代入人物“小巫”，就必然导致了写作的倾向性和偏好性。

当刘七说出“真相”，“我拿出手机，翻出罗智的电话，想质问他到底什么回事，结果盯着手机半晌，终于没有拨过去”，因为“我已然明白，无论答案是什么，都已无关紧要。他心里活着王春花，如同我心里活着小巫”，正如局中局，套中套，谍中谍，案中案，人人都活在幻影之中。这幻影层层变焦，重重折射，混杂了太多太多的个人情感和经验。从而任何说出来、写出来、进入叙事的语言音声就已经变形，变得轻的，成为历史；变得重的，成为小说。至此，杨作家的创作学讲完了。作家与作假，是不是有点有意思的连接点？都是做，一本正经的做，还是恶意的做。

作品中研讨专家们对《铁证如山的爱情》的定位妙极了：后现代现实主义。后现代，而且现实主义。这其中的荒诞感就只能有读者自我领会了。作为作者的杨作家所能告诉你就这么多了。

文章的大结局其实是觉醒式、领悟式的——“我收起手机，把目光投向店门外。商业街上行人寥寥，车辆从街口驶过，卷起几张被人抛弃的废纸，在半空中翻滚了几下，慢悠悠地落下来，再次被后边的车轮辗压，卷起，落下”——通过这段文字，杨作家想说的是，各种的书面上文字，文学，历史，文献，是否也如同这翻滚、飘落、被历史车轮反复碾压、不断卷起又落下的“废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