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明与洒落
——《蕉鹿》之梦中的“在者”
武捷宇
一、物我相乘：放逸与虚实
庄惠曾于濠梁之上，观游鱼之乐论辩。庄子自诩“物物而不物于物”，会通万物，优游其中，却批评惠子“骀荡而不得，逐物而不返”。如果说在庄子眼中，他是世界的“在者”，那么惠子便成了将物对象化的世界的“观者”。然而看似冷静的明理，实则直接结果却是物我分隔，如明代文徽明所言：“吾自吾，竹自竹，虽曰与竹居，终然邈千里。”
《蕉鹿》的标题，出自《列子·周穆王篇》。一位樵夫偶然猎杀了一头鹿，将其埋在一坑中，用蕉叶覆之，转头再寻时却糊涂了，以为只是自己的梦。在我看来，人生也是如此，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难探个究竟。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探个究竟，非要看明白。南海之帝儵和北海之帝忽相与遇于中央之帝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传说中，混沌没有七窍，儵与忽谋报混沌之德，于是尝试七日日凿一窍，结果七日后，混沌死了。世人喜欢与不实的目标竞走，终其一生，汲汲营营于作“观者”，作“逐物之夫”，却没有想过放松一点，简单一点，答案就在脚下的一汪水里，跳进去，伸开四肢曳游，便能收获澄明与洒落。如此，便有了《蕉鹿》。
创作《蕉鹿》是偶然的。读本科的时候，因为文化水土不适，常常苦闷，胸中块垒难消，剧院就成了我灵魂的放马地。毕竟，剧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鲜有人涉足的地方，至少相比起各大明星的演唱会和卖座的院线电影，它显得安静很多。这种安静的气质，贴合我的性格，我把自己放逐其中，本身就像置身一场“蕉鹿之梦”，物我两忘，解除了自己思想的“套”，人也因此轻快起来。幕布前后，山林之想，云水之乐，我的眼泪，悲欢，和自己相摩相戛的片影，都尽数伴随剧目里故事的推进，回归本然。有时观至兴处，我随手便记在备忘录里，不知不觉，它们成了灵感的集合。我想我需要一个故事，让这种盘桓的意度落地。但有了醴泉，有了流觞曲水的境，却苦恼于没有合宜的“觞”。
《蕉鹿》在等我，我也在等《蕉鹿》。人与人之间讲究缘分，其实作者与作品之间也同样需要内在的冥合。
我的母亲是客家人，广东汉剧是客家人的大戏，为广东省四大剧种——粤剧、潮剧、琼剧（后被海南所收编）、汉剧之一。它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南国牡丹”，以中州古语为道白，以西皮和二黄为声腔，唱腔厚朴，唱词典雅。为了更进一步走近广东汉剧，走进它的心脏，酷暑之下，我冒着大雨，穿梭于广东汉剧传承研究院数日，观察演员上台前如何对镜贴花黄，和他们一对一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见证他们隐秘的潸然，痛惜他们并不宽阔的个人肩膀承载着时代的峰峦。有的演员对戏俗保持一种纯真的虔诚，化好全妆后，干脆就缄口不言了，因为默认为自己已经是戏中人了，不能说话，说了，“场”就破了。有的演员心里记着恩师对自己寄予的厚望，愿意一辈子从事这个行当。他们身上有一种美好的“匠人”精神。《德充符》说：“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人为什么会小，天为什么会大？因为人被束缚了，被各种世俗的愿望捆绑了，所以人小了，人局促了，人捉襟见肘了。但在广东汉剧院的演员身上，我看到了人的“大”，他们摆脱了心灵的“罔两”，走出了《查斯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洞穴”，于是世界就像一座丰盛的花园，等待着他们。
我就这样找到了我的“觞”。《蕉鹿》落笔完成的那一刻，我也饮尽了中山人杯中解酲的清凉散。过去的惶惑，不安，震悚，无数次深夜的年轻的追问，为什么是我，凭什么是我，怎么可能是我，都不再重要了。老子说：“大制不割”，我打开了生命体验的门，我不再执着于对知识真相的求索。
《蕉鹿》问世后，不少读者也觉得阅读时，自己如在梦中，不知西东，我只是笑而不语。野马天性放逸，且让它奔跑就是，何必非要给它套上衡轭，规训它呢？
二、《蕉鹿》里的爱情：情爱、欲爱、德爱、神爱
《蕉鹿》里有两位女主人公，一位是青年舞蹈家阮行，另一位是她的导师，舞剧系教授保健兰。说来有趣，连“保健兰”这个名字都是梦中偶得，醒来觉得奇特，方才记下。怎么样处理情节路向，才能凸显两个核心人物的丰满性格？我雕琢了很久，最后把落脚点放在了爱情上。
西方爱情哲学将爱情分为情爱(Eros)、欲爱(Libido)、德爱(Philia)、神爱。情爱源自主体的匮乏，自我客体化，甘当“他者”；欲爱即弗洛伊德眼中的肉体之爱，一种原始本能；德爱可以视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的果实，爱人之间以“德”达成约束和欢愉的情志；神爱则是美与善臻于完美后的产物，就像一个容器装满了，溢出了，于是可以分享给其他人。
对于阮行，读者的评价呈现有趣的褒贬不一。一部分读者不能理解她的选择，认为她在大是大非面前拎不清轻重。但我追求的正是余华强调的“艺术真实”。余华曾提及写作者需要有对细节的敏锐嗅觉，例如写《第七天》里的鼠妹跳楼，不能写她摔得血肉模糊，而要写她的牛仔裤都因此崩裂了，更能使读者对坠楼现场的惊怖有直观的感触。我们处于阮行的上帝视角，自然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胜券在握，却忽略了此情此景此时此地之下，这个认知阶段的阮行能做出的“选择最优解”便是如此，如果她能精准地下好人生的每一步棋，岂不是与机器人无异？小说必然也将失去真实的趣味。正是在与父亲、林琛、刘一朗、吴祎的相处中，阮行捕捉亲情、友情、爱情的秘谛，破解命运的俄狄浦斯谜题，探索自己，与真实的世界交手。她一步步成长了起来，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般，一步步找到了自己的“林中路”。
保健兰年轻时邂逅了自己的爱人罗宇，惊鸿一瞥，成了终身的遗憾。二人之间的爱，姑且可以定义为“神爱”。神爱使得情爱、欲爱、德爱得以圆满。保健兰和罗宇之间的爱，正体现了这一点。如同加塞特笔下对“爱”的定义：在欲望中，“我”想把另一个个体拉到我身边，满足自己的匮乏；在爱中，“我”被拉到另一个个体那边；而在一个更高的存有中，合二为一。罗宇和保健兰因汉剧《蝴蝶梦》结缘，但罗宇没有通过人性实验，默许了风流倜傥的楚王孙的撩拨，成为开棺木取脑髓的扇坟少妇田氏。罗宇在前途和爱人之间，选择了前者，这是在当下的社会司空见惯的一件事。那么保健兰的反应，就成了小说值得玩味的地方。就像小说所述，“戏台上，她是田氏，他是庄周，是楚王孙；戏台下，她却变成了庄周，变成了楚王孙，变成了纸扎的童男二百五”。
此外，还有几位关键女性人物，也许着墨不多，但依然留下了自己的色彩。如保健兰的姐姐保健青。她对于师父徐敬祯的感情，也许可以用“德爱”一言以蔽之。不过非常可惜，徐敬祯对她的爱，大抵是欲爱，是情爱，只是肉体的欢合。当保健青问出“你爱我吗？”，师父的回答是“我帮你帮得还不够多吗？”师父的隐而不答，显然也是压垮金莲的最后一根稻草。《蕉鹿》里出现了不少“戏中戏”，和保健青相互关涉的就是广东汉剧经典剧目《金莲》。檀香盒里的金莲鞋迷失在欲望之中，于是棋路在不知不觉间错误地狂飙，最终流于倾覆。还有罗宇的姐姐罗换娣。如同她的名字一般奇诡，她用自己的命换来了弟弟的命。在死亡的丛林幻影里，在尼伯龙根的钟声里，换娣跳了进去，变成了一只阿瓦隆的巨蛙。换娣对母亲的情愫也是充满复杂性的，也许有德爱，也许甚至还有“德恨”。但她却那样坦然地接受了死亡，跳进画中，做了“蕉鹿之梦”的画中人。
三、时代关照与城市视野
近四十年的时间跨度，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之下，一群年轻人紧追潮水，踏浪而行，摸着石头过河，用自己的脚丈量出了自己的人生；光阴流变，两代人见证着深圳从一座边陲小渔村，跃迁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心，成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
我从小在深圳出生长大，研究生毕业后，又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生活。我格外想写一写我眼中的深圳。所以，《蕉鹿》中处处可见时间变迁：梅江汉剧团如何变成了梅江汉剧院，街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无不标示着令人动容的“深圳速度”，“大哥大”变成了“微信视频通话”，一切都在时间的痕迹中发生得悄无痕迹。小说中，还有一部分章节，特意提到了保健青如何抓住市场风口，将自己的工作室开得风生水起。她无疑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道靓丽的缩影，也是我刻意想塑造的独立女性的代表。在今天的深圳，这样的女性有很多，当然，嗅觉敏锐、行事果决的男性也有很多。他们，她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生困境？面对高耸入云的钢筋混凝土森林，又会激荡出什么样的情感体验和生命哲思？这也是我企图通过作品去传递的。一位合格的作者，不仅仅要成为王安忆口中的“民众的喉舌”，也应该具备一点赤裸裸的“企图心”，让读者看见，让读者检验。
小说中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情节，就是阮行在学校经历的“朋友圈事件”。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数年后回想，早已如云烟过眼，只剩发笑。它可以看作是同一个国家内不同省市完全迥然的价值生态，而“迥然”的原因，不过是隔了一千九百公里罢了。我习惯不做评价，只是平淡叙述，平淡流淌，平淡创造。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写下来，就会过去。而我还想补充，如果写下来一遍，还是过不去，就再写一遍，第二遍还是没有过去的话，就再写第三遍。这样做，恰恰不是和自己过不去，而是因为“漫长的疼痛让人拥有冷静的达观，理解人在苦难面前，可能是缺乏想象力的”，我将苦难和幸福等比放大，不是为了刻意比较或者歌颂谁，更多是希望那些尚且挣扎在人生迷雾中的人，那些卡在某个瓶颈处的人明白，苦难和幸福可以被写作者“等量齐观”，这是“写作的公平”，也是“写作的真诚”。
【作者单位】 深圳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