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永远保有真诚的爱和行动

（深圳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一鉴阅读主理人）

我思考的第一个点，是关于中国社会传统乡村原点和城市进程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正处在复杂、复合 “热带雨林式”共生的社会阶段。小满和妈妈两代人从乡村到城市的角色转化、生命历程的变化，因为有小满的勤于记录、编辑和出版社的敏感度而呈现于世。这个话题，有时代性写作的当下意义。

按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定律，我们面对的是城市化、现代化、科技化、传媒化的瞬息万变的世界，节奏和生活的“频闪”已经让这一代人应接不暇。当适应变化成为最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时，或者说，当共识、共性，或范式“生活”被拆解得七零八落时，对“生活”的总结、反思、升华便有了必然的滞后性，我想这也是近些年在阅读中总有这样那样的不满足的原点。当阅读无法像青春期一样供给我的生命营养时，就只好应观察和阅历之名，深潜进生活深处，从一个个眼前的人和事里去阅读、思考、观照、行动，也就有了那句“生活远远大于阅读”。在激烈而变化频频的时代和生活方式中，小满迈出了可贵的“一大步”。她记录最真实的生活，思考更可能的生活，升华更有意义的生活。意义之一，作品完美回应了小满写作的初心，母女从和解到构筑成牢牢的情感共同体；意义之二，在“高于生活”的致力和在生活与写作关系定律被破坏、被推翻的时期，为写作重新正名，作为一种致力于“高于生活”的书写行为，在都市生活时代，对更好的生活形成了反哺和建设。

60后、70后、80后，都经历或正在经历“离家、成小家、成大家”的生命历程，两代或者三代人情感和家庭样式各有异同，我也贡献我的母亲这个案例。我妈妈是有工作的职业人，有退休金。像深圳许多生娃后“小家变大家”一样，父母从湖南退休后来深圳，先帮我姐姐带孩子，然后帮我带孩子。当然我家也请了保姆，人最多的时候请过三个，照顾两个老人、两个孩子还有帮忙做家务。我家保姆人数最多时也是我和父亲矛盾最激烈的时间，他几乎拍案而起，责问为什么家里要有这么多人“吃闲饭”？孩子稍大些时，我觉得父母总在带孩子，是巨大的浪费，所以就帮他们找工作，当然他们不会去干保洁工作，某种意义上，我父亲以自身是知识阶层而自傲。

孩子大了，我热火朝天地给妈妈找工作：第一，离家近；第二，发挥专业余热。正好我家楼下新开一家药行，我一想，开药行肯定需要药剂师和老中医，我爸爸是老中医，我妈妈是一名非常资深和优秀的药剂师。我从小是在药房长大，在一个又一个中药格子里长大的。我马上跟他俩释放消息：开新药房了，你们发挥专长的工作机会来了，不要把家的事当作事业，带孙子不是你们的事，因为你们是专业人士。这时候“男尊女卑”传统结构发生作用了，我爸爸去工作，成了新药房的坐堂老中医，我妈妈没赢得这样的工作机会。这是第一个事实。

第二个事实，和我们谈到价值感问题有关，和大家庭隔代关系的和解相关。我特别钦佩小满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和妈妈的矛盾写出来，作为写作者，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当然我有我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地克制自己，去达成和解。再就是我希望推动父母在这个他们陌生的、紧张的城市能收获成就感，自己去行动，自己去收获，获得安全感。

有一件事是办随迁。我告诉父母，你们可以办随迁，随不随你们自己看着办。我爸妈两人研究了很久，各种政策戴着眼镜看了很久。最后结果是两个人自己从回湖南到深圳跑了几趟。最后是我接到深圳派出所通知，说我需要去签字——他们两个人靠自己把自己随迁事项办下来了，成为了深圳人。我认为，只有自己有融入的切实行动，才能有属于自己的收获。第二件事是我发现每个妈妈都有特殊的才华，邻里关系，跟家里保姆阿姨的关系处理得会更好。我爸爸属于“严苛型”雇主，所有这类雇主可能的严格甚至错误（我认为的错误）都会由妈妈做安慰、心理建设。当然我会默默地做另外一件事情，力所能及地给一些经济上的补贴。因为母亲，我家和保姆的雇佣关系能维持很好的状态。

当然其中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个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差，所以对于做家政、保洁各领域的人都充满尊敬。能把家打理得特别整洁有序、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包括给女儿的小辫梳得特别美丽等能力，我都特别羡慕。每个领域都有一种独特的能力，而那种能力我恰恰没有。我姐姐有遇到实在离谱荒诞的场景时，会反讽似的跟我妈妈说：“你女儿、我妹妹会写诗。”这句话用以消解我干活干得很差的尴尬。其实写诗也不是什么本事，再说我也写得不太好，但另一个方面会成为他们跟亲朋聊天时骄傲的谈资。我个人，觉得能把饭做得特别香，能把头梳得特别好，能把家里收拾得特别好，那是一种超能力。

基于这种认知，我担任妇儿基金会秘书长后，一直在关注和研读女性公益领域项目、书籍，我们现在“全职妈妈”项目，有尝试推出“AI赋能—照料家”专项，我们希望能够推动社会改变对家政、保洁整体行业的认知，符合政策倡导，也符合科技界同仁服务“生活”的初心。我们从行业全方位思量的角度出发推出了便于学习、领会的课程。从公益项目端口审视，这是一个巨大的项目，所以我们期待找到好的、小的精准的切口，目标就是专业化、职业化。今天现场有两支保姆公司队伍的十位姐妹，她们能够这么长时间一直保持安静聆听，我相信是一个好的机缘和开端；而匡匡分享的澳洲做保洁的经验，让我也看到这个项目清晰的落点和抓手。

第二个思考点，是书写者和被书写者的错位和选择命题。书写者在过往，是特殊阶层，但自媒体时代来临后，每个人都拥有写作和表达的权利。而从被书写者来说，哪怕作者不是“春香的女儿”，在文学里，“春香们”的被书写者也并不罕见。尤其是长篇小说，写作锚定生活全景和普通人，从达官贵人到普罗大众，全景式的《红楼梦》是我心里的文学最高标准，在这本书里社会真实面貌的复杂性、情感灰度无限丰富性层级能够和盘托出，尽相揭示和彰显。书里有精神上高尚的各类追求，有很温馨的烟火气的炊烟袅袅，但生活的“痛”是文学的敏感性所关注的。人在日常中会直面辛酸，直面屈辱，直面生活的难。比如匡匡在澳洲矿区做保洁八个月的过程中，虽然她是一个高度职业化、有进取心也有能力的人，但从文学书写角度出发，我可能更想了解这八个月中你感觉到难受或耻辱的暗面时刻，你的职业经历对于中国和澳洲职业观有太重要的意义。但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成为被书写者时生活情感具备质感，有颗粒感的痛点，才是书写最重要、最核心的主题。生活是一条河流，古往今来的书写者在河流中树起一个又一个的浮标，让读者看见浮标的生活，但更多的人和事，在浮标之下、之侧的流水声里，向他们呼唤更多人来书写自己亲切的、亲近的生命，让最广阔流水的声音被听见。

深圳是倡导“全民写作”的城市，正好我们身处其中，大生活小日子、大历史亲历者、生活书写者都在这里，小满也好，晓莫也好，韩老师也好，黄老师，包括我自己，大概都有一个共识，即“生活是第一位的”。只有生活，才是写作源源不断的营养和灵感源。在“全民写作”的旗帜下，今天的“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样不常被听见的话题、这样常常被忽视的行业，这样一群常常总是被遗忘的人，还有像的士司机、收垃圾的，沉默的大多数被定义为“社会底层”的人民，有一万个理由应被反反复复看见，个案的、群体的看见、再看见。于我本职工作，就更有一万万个理由为他们这一群人，以公益组织专业而恒持的力量来唤醒社会，让他们感受到的痛少一些、让不平等更平等一些。但同时对于社会我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我记得邓一光老师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社会永远比我们知道的、读到的、感觉到的、分析到的要复杂得多得多，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无数人都瞬息万变的闪光和庸常、善与恶、坚持与摇摆等等，但无论如何，只要保有对身边人或远方人真诚的爱和行动，对于一个勤于写作、勇于行动的人来说，阴晴不定、善和恶量子纠缠的社会，就永远会有光在前方，在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