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文艺评论两新”点将录

谢端平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文艺评论被“三分天下”，学院派、协会派、媒体派基本垄断话语权。网络的兴起和时代的发展促使“两新”文艺评论应运而生，在深圳等地成形并产生较大影响。可以说，近些年来，中国“文艺评论两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摒弃体制内评论热衷于表扬和总结的坏习气，异军突起，大有破旧立新之势，成为文艺评论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早在2016年2月，深圳市文联创研部、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和深圳市作协等单位在深圳大学文学院举办了“批评新力量——深圳新锐文学评论实践研讨会”，并围绕“文学评论发展现状与未来”“深圳新锐评论家的崛起”“如何重振文学评论的批评精神”等议题展开了讨论。这也是专业评论家和当时自称为“草根评论家”之间的一次真诚的学术对话。在研讨会上，笔者提出文艺评论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草根性”，包括身份的基层性、立场的独立性和文本的独特性；“草根评论”应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坚持独立判断，不迷信权威，具有一往无前的批判精神；二是着眼细处，有理有据，彻底告别“假大空”；三是摒弃“学术气” ，崇尚“新鲜味”，观点鲜明、言语犀利、轻松活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钟慧:《一次“专业”与“草根”的学术对话》，2016年2月17日《中国艺术报》）。

笔者总结“两新”评论文本有六大特征，分别为：批判性、及物性、在场性、鲜活性、广泛性、感悟性。批判性：坚持独立判断，不迷信权威，不吹捧名家，不媚主流甚至叛逆，敢于挑战现成理念，具有一往无前的批判精神。及物性：着眼于细处，有理有据，彻底告别“假大空”，远离宏大叙事。鲜活性：摒弃学术气，崇尚新鲜味，观点鲜明、言语犀利、轻松活泼，不拘一格求创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场性：敏锐地关注各种文艺现象，站在低处说话，较多关注基层文艺和所在区域的文艺，对文艺新人较多扶持。广泛性：视野广阔，兴趣广泛，评论的对象不限于某个文艺家、群体、区域、现象或思潮。感悟性：重视阅读感受，继承感悟式评论传统，不充当公共的知识者、公共的评论者。如今，中国“文艺评论两新”整体崛起，而唐小林、廖令鹏、宫敏捷、李瑄、萧相风等众多深圳的“两新”评论家齐头并进，得到国内评论界的高度重视。在许多人看来，文艺评论这种需要深厚的学养和坚实的理论储备，“高大上”的东西，从来都是那些协会的专职人员和学院派受过专门学术训练的硕士、博士和大学教授们才能操刀撰写的。但近年来深圳“两新”文艺评论家迅速崛起，从未受过专业训练，没有任何学术经费扶持，其工作性质与文学毫不沾边的“两新”文艺评论家，以其对当下文坛敏锐的观察和独特的思考，及其对文艺深刻的领悟，将文艺评论写得生动活泼，风生水起。他们直接进入文本，非常接地气地写文章，摒弃了学院派评论对理论名词摆酷炫技似的酷爱和地毯式轰炸。他们的文艺评论，不屑于凌空蹈虚，不沉迷于长文呆论，而是追求吹糠见米，一针见血、语言灵动、轻松及物的评论风格。官方出版的《深圳文艺40年》（海天出版社2020年11月第1版）一书指出，在深圳，这种评论群体被称为“新锐民间文艺评论群体”。该书肯定道：“长期以来，我国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多是激情的赞美之声有余而客观的批评不足。针对某些作家创作中存在的弊病，现有的文学批评家往往避而不谈、视而不见。那种指名道姓、一针见血的学术批评，犹如凤毛麟角。唐小林、周思明、廖令鹏、樊子、谢端平、郭建勋、宫敏捷、李瑄、凌春杰等为代表的一批深圳民间评论家，文风犀利，大胆指斥当代文坛、艺坛的现状和问题，以批评的尖锐性为全国文学评论媒体关注。”

1997年，已经在国内许多报刊上发表过文学作品和日语翻译文章的唐小林，怀揣高中毕业证，从四川省宜宾市来到深圳市一家日资企业工作时，绝对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中国文艺评论界的一匹黑马。为了做好本职工作，也为了更好地生活，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学习日语和阅读企业管理的书籍上。在工作上路后，他便开始向《羊城晚报》《深圳特区报》等报刊大量投稿，并且时有发表。那些年《广州日报》的“茶亭”副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也就是后来叫作“时评”的这类文字。2000年12月，他拿起了手中的笔，在《深圳商报》“新潮阅读”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后来被称为“剜烂苹果”的文章。唐小林读了很多作家的作品和评论家的文章，对某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很不满意，但评论家们又将其说得非常好，于是便想谈一谈自己的不同感受，遂写了一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文章写好后，投了几十家报刊，都是石沉大海。恰好在2006年的时候，韩石山在他担任主编的《山西文学》上，开设了一个叫作“文坛剑戟”的栏目，大量发表一针见血的文学评论，一时之间，在文坛好评如潮。是韩石山从人堆里发现了唐小林，并发表了他的这篇评论文章。唐小林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像韩石山这样优秀的编辑。后来，唐小林又遇到了《文学自由谈》的任芙康和《文学报》的陈歆耕这样优秀的文学评论家。万绿丛中一点红，全靠慧眼识英雄。唐小林之所以能够迅速脱颖而出，首先得益于这些文学评论前辈既重名人，同时又悉心培养文学新人的前瞻性的眼光。2009年，唐小林第一次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作品；2011年开始，唐小林在《文学报·新批评》上发表了不少重量级作品，并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

唐小林获得首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新人奖后，接受采访时，他认为：“当今文学批评最大的难处就是，许多著名的作家骨子里看不起文学批评家，许多文学批评家为了讨好这些著名作家，就拼命地对其天花乱坠似的吹捧，从而丧失了自己的人格。谁能指望一个溜须拍马的太监能够在皇帝面前说出真话？作家一旦和批评家称兄道弟，真正的文学批评就没法进行下去。”“所以，当下许多文学批评都是圈子批评，许多著名作家早已被批评家们宠坏了。这些作家只听得进吹捧，根本就听不进批评，谁要对其进行批评，他们立即就会对谁泼脏水，污蔑批评者是在借机炒作，企图利用作家的名气出名。”2018年初，作家出版社推出“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集中展示敢说真话、有力量、有风骨、敢于亮剑的文学评论著作。首批推出李建军、洪治纲、陈冲、刘川鄂、杨光祖、牛学智、石华鹏、李美皆、何英、唐小林十位在文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评论家，每人推出一本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象、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容的评论集。唐小林的文学评论集《孤独的“呐喊”》，共分为“评论家批判”“作家批判”和“文坛乱象批判”三辑章，收入30余篇文学评论文章。

《孤独的“呐喊”》是一本能让“圈外人”也能看、爱看的文学评论集。作者用文字向“权威”说“不”，用“笨拙”的方法开掘“确凿”的论据，用“儿科”的比照阐发“鲜明”的观点，从而庄严地发表自己的宣言：“批评”不是“追捧”，谢绝一切“神坛”！唐小林以多年认真扎实的阅读、思考为根基，剑走偏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文学界、评论界的“大咖”和蔚然成风的乱象，只专注于摆事实，不热衷于讲道理。他借用批判对象自身的字、词、句，罗列其前矛后盾、浅入深出、盗袭他人、重复自己、粗枝大叶、指鹿为马之类软肋与硬伤，从而不温不火地、水落石出地、板上钉钉地进行验证与批判。可以说，目前唐小林代表了“两新”文艺评论的最高成就。

不过，对唐小林的评论，文学（文化）界存在两极分化的看法。更多作家和体制内评论家，几乎所有“两新”评论家以及绝大部分读者充分肯定唐小林的成绩，并不吝赞美之词。学者沈杏培认为文坛需要这样的“求疵者”，“这个游走在文坛边缘的‘独行侠’，以其学术上的谔谔之声和高调学术态势，已然成为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唐小林的文学批评是一种诚而真的学术实践，‘诚’是说他对待文学的那份诚挚态度，他热烈而诚恳地守护着理想的文学和批评，固执地痛击着各种病象；‘真’是指他的学术较少虚言，靶标精准，论证严密，总能击中要害。在文坛看似花团锦簇的当下，唐小林的可贵在于，敢于以求疵的胆识和冒犯的姿态，向假言虚言笼罩、病象乱象丛生的学术江湖发出真的声音”“唐小林所代表的正是这种面向真理忘了自我的批评家肖像”（沈杏培：《文坛需要这样的“求疵者”》，2020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

作为80后评论家，廖令鹏出道比较早，在本世纪初即开始文艺评论。他最初写诗，喜欢评诗，著有《新安故城》《诗歌的苹果——小兵小卒诗歌理论集》《太平溪的星空》和《慢慢看》。其中《新安故城》被深圳宝安图书馆地方文献数据部、南头古城博物馆收藏。他后来主写评论，著有《新城市文学的新语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廖令鹏对“两新”文学评论（原使用名称为“草根文学评论”，后同）做过比较系统的阐述，在《黄金与共识——草根文学评论现象研究》一章按语里，他写道：“我们一直都存在一种评论，来自大众，又服务大众，且在大众那里广泛传播……在文学的某些方面，大众的识见远比精英的理论更精彩，大众的观点远比精英的逻辑更生动，甚至大众当中，也有很多文学的专家与高人。……近10年来，社会上逐渐出现一股新的文学评论力量，即‘草根文学评论’。”显然，他论及的大众评论、“两新”文学评论，是与前一段论及的“学院评论、媒体评论及文联作协评论这三股力量”并驾齐驱的。很多体制内评论家的底气是站在高处说话，来自话语权威的底气，一些一线的评论家到哪儿都是一套话语，滔滔不绝，华丽动人，但是没有实质内容，高处说话，虚无缥缈。廖令鹏认为：“（草根评论家）要低处说话，这个底气在哪里？第一，我们是零距离接触作品，是从文本上来的；第二，虽然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不会也不善于绕着走，我们没有那么老油条，碰到问题就绕着走，绕来绕去，有的绕到点上，有的没有绕到点上，模棱两可，不知所言。”“所以面对沟坎，我会自己去攻克，要么就跳过，要么就把沟坎填补，找到文学批评的未竟空间。”（廖令鹏：《在 “批评家的‘胳膊肘’该往哪儿拐？”座谈会上的发言》，广东省作协“文学·现场”活动第32期，2016年3月30日广东作家网。）

《新城市文学的新语言》是近年来深圳文学研究的新收获，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经验、新模式、新趋势进行了独到的观察，探讨了文学的开放性、社区写作理论与实践、新媒体与文学、科技与文学等备受关注的主题。他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对薛忆沩、余怒、臧棣、孙文波、邓一光、相南翔、丁力、吴君、蔡东等作家的创作进行诠释和挖掘。他认为，城市文学历来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城市的文学面貌各不相同，各有特色，尤其是现代科技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城市文学的内涵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深圳的发展历程，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和精彩的“深圳故事”“深圳精神”，也为深圳文学提供了丰饶的创作资源与难得的叙事红利。作为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和现代化创新型城市，深圳文学的语言展现出了“新”的现代性，其文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应当重视起来。《新城市文学的新力量》梳理新城市文学的新力量，包括传统文学力量、青年写作力量、社区写作力量、青少年写作力量、大语言模型力量，以及重大题材和作品等，总结在遵循文学规律、创作文学体制机制、发挥政府与社会合力、激发内生动力方面的重要经验与做法。此专著具有一定独创性，深入研究了重大题材和重大作品以及代表性作品创作，为下一步新城市文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

廖令鹏无疑是“站在低处说话”式的优秀“两新”评论家。他努力寻找、开拓文学评论的未竟空间，不仅跟踪观察和研究新城市文学，在新城市文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还一直坚持现场的评论、个案分析，对30多位深圳作家的作品进行过评论，为区域文学的发展鼓与呼。他愿意从深圳数以千计的作者群中去寻找、去分辨、去阅读梳理，自发对集群现象进行思考，客观地为深圳每一个冒尖的作家检讨得失，鉴赏意蕴，辨析思想，其情怀颇为可嘉。在深圳的基层文学圈里，众多文学爱好者、作家将他看作深圳文学的年轻园丁。自2012年以来，关于“80后”评论家难“冒头”的话题，经媒体放大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廖令鹏在为周明全评论集《隐藏的锋芒》撰写的书评中，提出解决“80后”评论家困难的方法：文本是一片彩虹，它像一座桥梁，五彩缤纷，更可贵的是，它昭示的是雨后的晴天；文本的自足性不言而喻，重提文本系统性和全局性的深读，具有重要意义，而从文本出发，注重真实在场的经验，坚持人的评论的立场，以自己的内心，来审视文学及文学评论，同时兼具评论的情怀及责任感，甚至评论的野心，才是“80后”评论家的枪和玫瑰。廖令鹏是一位“求美”的评论家，他的“枪”跟“求疵”者唐小林的不同，不是用来射击被评论对象；而可能是发令枪、信号枪，用来鼓励前行。周明全借用该文标题作为一部专著的书名，并在后记里做了关于“枪”补充：“‘枪’或许代表了客观、公正。我选的‘80后’批评家，大多不掩盖自己的武器，用时髦话说是敢于亮剑。这也应该是‘80后’批评家有别于上几代批评家的地方。”（周明全：《“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后记，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