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日本近现代美学研究》的缘起

 李心峰 

为什么要研究日本近现代美学？

日本是中国的东亚近邻。作为东亚乃至整个东方世界最早向西方学习、最早走上现代化轨道的国家，日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在美学、艺术理论领域，也较早出现了由传统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日本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由维新变革到军国主义化、疯狂对外侵略扩张直至战败无条件投降、在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道路的曲折过程。日本的美学也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样，不能不受到其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日本近现代美学的发展过程中，美学研究者不能不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国家与个体等矛盾关系中左冲右突，不断做出迎合或拒绝、折中或对立等等艰难的抉择。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现实面前，在各种观念的激烈冲突中，日本近现代美学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一些值得今天认真反思、深刻批判的理论倾向。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成就的美学研究者，其中，还产生了几位著作等身、有独特理论体系的美学大家。

通过对日本近现代美学的研究，我认为，日本近现代美学，特别是一些有独特理论贡献的美学大家的理论探索及其走过的道路，对于中国美学界，具有难得的参照与借鉴价值。这是因为：首先，中、日两国都是东亚国家、东方国家，必然面临着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课题，包括审美与艺术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次，日本的现代化，它的包括美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转型早于中国等其他东方国家，它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时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及其做出的各种各样的选择态度，它在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美学艺术理论上所获得的经验与走过的弯路，是一面不可多得的镜子；第三，现代的日本是身处东方的“西方国家”，或者说是“西方国家”中的东方国家，“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碰撞必然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文化思考与建构的每一个层面，这种特殊的、充满矛盾的身份与语境，必然带来许许多多文化上、美学上的崭新的矛盾与课题，而他们对此的思索与所产生的困惑可以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第四，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对西方各种美学理论的翻译介绍、研究批判比我们要及时、全面、深入，并且必然体现了他们立足于自身独特语境而做出的取舍、选择、阐释、评价，这对于我们是一个难得的参照；第五，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法西斯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一时甚嚣尘上。面对这种国家主义，包括美学家在内的人文学者，有积极的迎合，有不自觉的适应，也有消极的抵抗甚至是自觉的抵抗（尽管自始至终持有这种立场和态度的人少之又少，却真正体现了日本少数知识分子应有的真知与良心）。对美学家们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所选择的不同文化态度的反思、批判、分析、评价，也是中日两国学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等等。总之，对日本近现代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日本桥”到“日本镜”

如本书的“引言”部分所说，日本近现代美学的发生，一般是以日本近代第一篇美学论文、著名启蒙思想家西周的《美妙学说》作为起点。同样作为东亚国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要略晚于日本。但是，中国现代美学究竟起于何时？就中、日现代美学的发生而言，其间的历史间隔大约有多长时间？对此，目前学术界尚无充分的讨论。在这里，我想尝试把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第一篇专门讨论“审美学”和“美育”问题的美学文章《孔子之美育主义》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发生的标志。日本启蒙学者西周的《美妙学说》，一般认为写于明治五年，即1872年。而中国学者王国维的《孔子之美育主义》最初发表于1904年。其间的历史落差，有32年的时间。关于西周的《美妙学说》作于何时，日本学术界还有一说，认为作于明治十年前后，即1877年前后。如果以此作为日本现代美学发生的起点，其距1904年为27年左右。即使以此为据，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与日本现代美学的发生之间的历史落差，也有四分之一世纪（我们这里所谓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是在比较纯粹的意义上所说的美学学科的发生。如果说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最初发生，那么，至少可以往前推到1898年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乃至更早的1897年严复、夏曾佑的《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四分之一世纪，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确实不能算长。不过，如果考虑到人类社会的历史在进入现代进程之后，明显地加快了步伐，其历史的计量单位，不能再以“世纪”为单位而常常是以“年代”甚至以“年”来计算，那么，四分之一的历史落差，应该说并不短暂。

在进入近代以前，日本的古典美学、艺术论、文学论与整个日本古典文化学术一样，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强大影响之下深化发展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与日本现代美学的最初发生存在着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落差的中国现代美学的最初发生时期，中国现代美学与整个中国现代人文学术一样，其与日本现代美学和人文学术之间的关系，与古代相比，发生了根本的逆转：过去，日本的人文学术是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虔诚的“学生”；在中国向现代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中介桥梁的作用。在美学和艺术理论领域，日本现代美学对于中国现代美学、艺术理论的最初发生，同样扮演了重要的中介桥梁的作用。美学艺术理论的学科名称、基本概念术语、重要观念学说，许多都是经过“日本桥”的中介从西方引进和移植过来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几年前，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把日本现代美学艺术理论在中国现代美学艺术理论发生时期学习和移植西方美学艺术理论从而实现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象征性地比喻为“日本桥”。这一说法，已得到一些日本美学家的认同。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现代美学这座“日本桥”在中国现代美学与西方美学之间的中介作用，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已日渐式微。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现代一些重要的美学研究者，如宗白华、朱光潜、滕固等等，已相继踏上欧洲的土地。假如我们也要概括出“中国现代四大美学家”的话，那么，举出宗白华、朱光潜、蔡仪、李泽厚这四位美学家，或许能够得到人们较普遍的认同吧。如果把中国现代美学中的这四位美学家与日本现代美学中的四位美学家做一个系统的比较研究，将是一个非常有兴味，也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但这已超出本文所能容纳的范围，而只能等待以后的机会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直接学习、移植、研究、介绍西方的美学，甚至以中国传统美学的立场与西方美学直接对话，而不再需要绕道第三国的日本，不再依赖于“日本桥”的“中转”。另一方面，自1928年兴盛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艺术论的研究与介绍，更多地把知识界的目光引向了苏俄。尽管以藏原惟人等人为代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界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与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时中国的影响相比，显然已退居次席。

自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1937年以后，中、日间在美学、艺术理论和文学理论上的交流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基本上被迫中断。1945年日本战败，二战结束。但由于“冷战”导致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中、日间的美学、艺术理论上的交流仍一直处于隔绝的状态。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现代美学才与西方美学一起重新进入中国美学研究的视野。我认为，重新进入中国美学研究视野的日本现代美学，它对于中国美学的意义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已由中国现代美学发生时期所扮演的中、西美学之间的中介桥梁的作用，演化为今天对于中国美学可能具有的参照、借鉴的作用。如果也可以用一个象征性的比喻来表达的话，那么，我们不妨说，日本现代美学对于今日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而言，将主要起到一面“日本镜”的作用。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积极探索和艰苦努力，中国现代美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巨大的发展。与日本现代美学相比，应该说，今日中国的美学已消除了中国现代美学发生之初与日本现代美学之间所存在的历史落差。虽然中国现代美学与日本现代美学各自所面临的历史境遇不同，所提出和解决的美学课题不同，所走过的美学历程不同，却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产生了各自的美学大家，达到了各自国家美学思索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假如日本现代美学可以举出大西克礼、植田寿藏、竹内敏雄、今道友信四位美学代表人物的话，在中国现代美学百年历史进程中，也同样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一批有重要贡献和显著成就的美学大家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

总之，就中国现代美学与日本现代美学的总体状况而言，不能说存在着总体水平上的孰高孰低，也不能简单化地说中国美学界应向日本现代美学学习，或者反过来，认为日本美学界应该向中国现代美学学习。中、日现代美学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在各自面对的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张力中，在回答各自国家的社会与审美实践所提出的现代审美与艺术课题中，分别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美学特色和理论成果。应该说，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此，对于今日的中、日美学界来说，重要的是应该加强互相之间的了解、沟通，加强学术上的交流与对话，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例如，对于作为东亚传统美学之源头的中国古代美学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美学思想的研究，中国美学界的研究成果显然更为深入系统，在文本的阐释和意义的理解上也更接近原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美学研究成果便值得日本美学界认真研究参考（岩城见一先生就曾多次表示希望将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已出的第一、二卷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但终因担心工程浩大以及发行数量问题而暂未实现这一愿望，但李泽厚《华夏美学》已由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家兴膳宏先生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中国其他学者有关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成果也已逐渐引起日本学界的关注）。同样，日本的不少美学研究成果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参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应关注日本现代美学对于中国今日美学思索和美学学科建设可能具有的参照与借鉴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日本现代美学对于中国现代美学的意义，已从发生时期的“日本桥”演化为今日的“日本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