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分享会发言辑录
张小满：创作缘起
（《我的母亲做保洁》作者）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母亲节，我在我朋友圈看到的很多人都在感恩母亲。但是大家往往会忘了，母亲同时也是一个女人的身份。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语境下，她是个体人的身份。我们总是在讲要让母亲做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往往忘了母亲的身份带给她的外延或者内涵。我们在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歌颂她的爱、赞美她的爱，但往往忽视了她作为一个女士和作为一个人的部分。
我写这本书，最开始的出发点当然也是因为“母亲”这么一个身份，她其实是很私人的。在2020年的时候，她来到深圳，她跟我住在一个屋檐下。当时在我们陕西商洛的商南，她没有办法找到工作。在她生命的前五十多年，她一直都在为了供我和跟我弟弟读书而操劳，她去矿山、去农场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当她因为滑膜炎，没有办法做沉重的体力活之后，她应了一个女儿的要求来到深圳看一看。她没有办法接受跟我住在一起，由我供养她的局面。她觉得她在深圳需要一份工作，她就通过各种方法找到了一份保洁的工作。
当然，我一开始也没有记录她的工作的想法。随着时间的进展，她跟我住在一起，我就发现我跟她有长达将近十多年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了。我从小学就开始住校，上高中到城镇，再到县城，我上大学在湖南，我工作又在深圳，我做了记者，又到处出差，其实我跟她相处的时间非常少。她到深圳之后，她跟我生活在一起，我们就会产生各种矛盾，比如她觉得我买菜很贵，她会看我买菜的标签。我买衣服的包裹，她会拆了，她觉得我每次总是买一样风格的衣服，衣服都穿不完，为什么还要买？她不喜欢我的猫，她觉得我养猫很浪费，我给猫喂这种很贵的粮食，不养小孩，要养猫？各种各样因为生活习惯原因带来的冲突就不断产生。当时我从记者转行进入到互联网大厂工作，我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她给我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冲突，我也很难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解决跟她之间的问题。我不想回到家还要面对妈妈的这种唠叨、压力。
我们之间的交流是怎么发生的呢？居家办公是很重要的原因。对我和我妈妈来说，我们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她当时在深圳某个商场做保洁，我发现她做保洁这件事，有一个工作的身份在里面，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在深圳工作的老年女性。作为一个老年女性，她在深圳的保洁职场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她跟我讲，她的主管是怎么对待她的，她的同事又是怎么隐瞒各种身体的疾病在超级商场里面工作的，他们吃什么、做什么，他们的儿女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会来到深圳。我就发现我妈妈给我带来了一种我之前从来没有关注过的，关于深圳底层劳动人民是怎么工作生活的故事。我2014年到深圳，当我第一次站在莲花山山顶上，我发现深圳的厕所非常干净，里面的卫生纸是永远供应不断的。当时在《深圳晚报》工作，我当时的总编辑周智琛跟我说他喜欢深圳的原因，就是深圳永远都很干净，厕所很干净、很漂亮。我当时跟他也是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城市怎么这么好，非常地干净。我意识到我妈妈给我带来不一样的东西，我意识到这个干净背后是有这么一群老年人在做这样的工作，保持了这样的干净。
这就是触发我写作这本书非常重要的原因。于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从一个私人的领域走向了一种公共的领域，从一个个体的视角走向了一个群体的视角。这里面包含了：这些老年人为什么在五十多岁还要来深圳工作，这背后有一个很巨大的城市公共性问题在里面、社会结构性问题在里面；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在农村得到很好的养老金，他们要来到城市，背后就是一个巨大城乡的差异问题。去解答这个为什么，呈现背后的事实到底是什么，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第二，我想解决我跟妈妈的关系。要想解决关系，我觉得关系首要的一个解决方式是需要沟通、要双方各自往前进一步，这个关系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对我来说，“书写”可能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我跟我的母亲有长达十多年没有在一起生活，写作的方式就有可能是抵达我们达成理解的一种方式。
第三，是为什么？因为我在做记者，所以我有一些发表渠道和出版的渠道。当我得到出版的机会之后，写这本书其实就变成我的工作一样了，它变成了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所以我就是在按照编辑和出版社的意图在推动这个项目。比如我的书分了三章，前后跨度有三年，这三年是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我妈妈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和高级写字楼这三个地方工作。本质上这本书的结构安排，有点像一部独幕剧，剧的开场是我妈妈从陕南来到深圳，剧的结束、帷幕拉上，我们在深圳湾迎来了2023年的新年。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我觉得本质上它从个体到群体、从私人到公共的一种写作。
这本书最后指向的问题非常简单，就是讲了两件事：“我的母亲”加“做保洁”两件事。“我的母亲”不仅是指春香，她可能也代表了中国广大的农村一大批这样的女性，她们来到城市如何生活、如何工作。然后做保洁，其实是揭露了保洁这个行业，在超级城市里是怎么运转的，它是不是如我们想象的一样，拿着扫把扫扫地就好了？其实不是的，她一样面临着我在大厂工作一样的，所谓科层式的、官僚式的各种各样的管理模式，系统性的，剥削也好，驯化也好，我所经受的所有的东西她都会遭遇到。一直在底层工作当中所带来的驯化、工作当中所带来的官僚式的层层盘剥的体系，在保洁世界里同样也是存在的，它也是一个职业。
本质上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个，我想更多听听老师们对我的反馈以及分享。我要介绍一位新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匡匡。她是一个“深二代”，我为什么让她来呢？她曾经在2022年到2023年于澳大利亚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打工经历。她的打工是工读的打工，她做了各种各样需要付出体力的工作。她曾经在澳大利亚一个矿山上做过长达一年为矿区工人打扫房间的工作，也就是做保洁的工作。她待会儿跟我们分享，在澳大利亚做保洁与在深圳做保洁的差异是什么，大家会觉得很不一样的。
陈丹燕：看见典型的、富有生命力的“中国式母亲”
（罗湖区全职妈妈妇联执委代表）
《我的母亲做保洁》虽是写了春香阿姨在深圳做保洁工作的经历，但这也是一本写给千千万万普通人和普通人的母亲的好书。我认识的春香阿姨是一位很典型的、很有生命力的“中国式母亲”，在她身上我多次找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为了孩子，也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而奔碌一生的平凡母亲的缩影。
我想先从个人经历分享下我现在当“全职妈妈”这份很容易被忽视的工作的感受。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潮汕家庭，爸爸经商，妈妈是名全职妈妈，从小我看到妈妈不知疲倦地辛勤付出，却没能得到认可和理解。我心疼我妈，同时心里也萌发了一种想法，女性要有自己的事业，得活出自己的价值，不应该被家庭和生活所羁绊。如我所愿，在大学毕业后，我便找了一份相对稳定却不错的工作，一干就是八年。但在3年前，我生下二胎后，谁来照料孩子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另外在养育大宝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不少的挑战和困难，时常感到焦虑和无力，所以我便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养育我的孩子。最终可以说是被动，也是主动选择将重心转移至家庭，开启了一边带娃照料家庭，一边奔走在各种学习育儿课程中的道路。之后我真正体会到，全职妈妈这个岗位真的是比很多工作还要辛苦和不易。《诗经》有曰：“母兮鞠我，抚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这是全职妈妈殚精竭力为孩子付出的真实写照。
我们试过一手抱娃一手买菜做饭，一手带娃一手学习各种课程。当我们把家里打扫得整齐有序的时候，没被人看见，但一旦哪些家务没做，却好像有放大镜，家里人都看到了。
我们每天照顾孩子的起居生活，辅导孩子的学习这些好像都是理所当然，但一旦孩子生病或者出了点问题，我们却遭受指责。我们还要面对外人的质疑和不解，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带孩子做家务。我们也想像春香阿姨那样再次去打工，但很难找到同时能兼顾照料孩子的工作。我们左手是孤独，右手是彷徨，我们明明不辞辛苦却被认为很清闲，我们看似是全能却又很无力……
去年有份调查报告让我挺震惊，数据显示：全职妈妈这个群体的焦虑指数排在第三，仅次于金融和互联网行业，确实蛮辛酸的，大部分的女性（有很多高知女性）由于家庭原因被迫回归家庭，一系列的经历让她们渐渐迷失了自己找不到方向，自我价值感极低。但幸运的是，去年妇儿基金会的全职妈妈支持计划，走进了多个社区去赋能全职妈妈，带着全职妈妈们去探索如何提升幸福力，如何更好地关爱自己，鼓励妈妈走出家庭，教给妈妈一些简单的技能，以及创造一些灵活就业机会。大大提升了妈妈们的自我价值感，在这里我代表全职妈妈真挚地感恩社会给予我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
同样是为了孩子和家庭，我看到春香阿姨坚韧地活着，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她做过很多工作，她种过地做过饭，去矿区做过体力活……所有的这些工作，其实都是为了能够挣到足够的钱，送孩子上大学。这让我满满地感慨和感动，这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式母亲吗？
母爱是伟大的，母爱也是笨拙的，很多时候都是通过食物来表达。小满在书里有一幕到写她去车站接第一次从家乡来深圳的父母，春香阿姨背着大包小包的家乡特产、干货给女儿小满……这一幕相信大部分人都有经历过，记得我自己上大学的那会儿，每次离开家时妈妈都会往我包里塞一些我爱吃的潮汕小吃，直至现在我有自己的小家，每次回娘家她也要往我包里塞上满满的食物，用这种方式传达对孩子的爱。在妈妈的记忆里，我的口味喜好停留在十来岁喜欢吃的东西上——母亲的爱很笨拙，但又充满深情。
春香阿姨来到深圳之后，一直想找一份工作，不敢停下来。在这里我也找到了我母亲甚至我自己的一面。其实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特别是五六十岁的外来打工人士，他们是没有退休金、没有保障的。像我妈妈，她这一辈子都在操劳家庭琐事没有赚过什么钱，到这个年龄了，她内心的安全感是不足的，即便我们子女主动承担她的养老问题，她还是时常会觉得自己“没什么用”“帮不上忙”。曾经我也是，刚开始从一个职业女性到全职妈妈身份转换过程中，自身会存在些较为明显的心理落差。慢慢地，由于脱离职场、社交圈变小，除了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以外，生活没有了目标和方向，一定程度上也会没有了自我价值。所以我真的很欣赏春香阿姨，像书里说的：她就是要为自己扫出一份养老钱来，春香阿姨活出了很多女性没有的坚韧和不畏世俗。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写过一本书《毫无意义的工作》，在那本书里他提过一个词语叫“狗屁工作”。春香阿姨在深圳做的保洁工作就符合这个定义，但这些工作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只是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收入很低，环境会比较糟糕。不管是温馨干净的商场，整洁开阔的马路，还是宽敞舒适的写字楼，是谁在维护这些场所的体面与洁净？是这一群用体力在劳作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在大城市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支撑起了城市文明对整洁细节的无限追求。现在不管我在哪里，我都尽可能更加注意卫生问题，在自己所处的环境周边，尽量保持力所能及的整洁，不给保洁工作者增加工作负担。上班时请记得对身边的保洁、保安报以善意的微笑。生活中有很多普通的工薪族，他们都是为了自己、为了孩子、为了父母活得更好，而忍受着各种艰难困苦，一刻不敢停歇。
